看来网络实名制是难以避免了。11月2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官员透露，中国正在探讨和逐步试行在网络实行有限实名。尽管反对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尽管有多起网络实名试验都以流产告终，甚至沦为笑柄，但是公权力部门的蛮横意志从来就不会遇到什么真正的挑战，总是可以一条道走到黑。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木已成舟就放弃争辩，还是希望公权力部门能给出一个像样的理由：到底为什么要实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的本质，就是限制和剥夺民众匿名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占。无论侵占的后果是否严重，任何权利的丧失都需要足够的理由——这种行为本身就需要理由，而不是仅仅看它的后果如何。我发现这场讨论的重点被转移到实行匿名制的后果如何了，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做法。
实名的好处有一大箩筐，匿名的好处也有一大箩筐，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为什么一定要实名？打个比方说，有人要拿走你的钱财，你肯定不干。如果他告诉你，我拿走你的钱财，对你有很多好处：你可以不必再为钱财而烦恼，去体会一下没钱人的洒脱；你可以获得保护钱财的经验，避免下一次再被我抢；你可以重整旗鼓，发奋图强，以后会挣到比现在更多的钱财……你会怎么样呢？你肯定还是不干。你自然认为，此刻跟这人讨论钱财被夺走的后果是荒谬的，你只想知道：他凭什么要拿走我的钱财？
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有关部门的答案却轻描淡写，笼统含糊，也没有充分的论证。迄今我们能听到的来自官方的网络实名理由是：提倡文责自负，规范网络秩序。对它的论证，也就是泛泛地说网络中有不良信息、黄色网站、反动言论，危害公众利益。这些不良信息占多大比例？现有技术是不是无能为力，非实名不足以阻止，一实名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到底有多少犯罪是因为匿名而无法侦破？如果没有调查数据和严密的论证，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像是某些官员的印象。而凭着一己之印象就可以强制性地剥夺民众的权利，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举动。
事实上，众所周知，凭借现有技术，公安部门对于匿名的网络犯罪是可以侦破的。有了实名制，侦破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但是，与这一点方便相比，它给网民带来的麻烦，有关部门的管理成本，又会增加多少呢？再说，它对真正的网络犯罪有用吗？可以肯定的是，它管住的不过是一些胆小怕事的普通网民而已。正如当初储蓄实名制的最大理由是防范腐败，但腐败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其效果不过是给普通储户增添了麻烦而已。
至于最新的意见，即所谓“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看起来像是有关部门对民众意见的妥协，其实就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言，并没有丝毫的区别。
自古以来，一个人就有匿名发表意见的权利，作家也有用笔名写作的权利。这本来是不用讨论的常识，现在竟然成为问题。如果一个人匿名之前，先要到有关部门去申报和登记，显然是对这个权利的讽刺和践踏。据说鲁迅一生用了146个笔名，如果每次换笔名都要到国民党政府的某个部门去备案，报社才能发表他的文章，那他要么被气死，要么就匿名写传单了。
有官员振振有词地说：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实名制呢？无故地剥夺民众权利，还这样说话，就有些无耻了——这就像抢人家钱财的人，训斥一脸委屈的被抢者：既然你有本事，难道不可以再挣回来吗？

　　《青年记者》杂志约写开卷语，我把以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多次在文章里说，记者不是历史记录者。有人表示不同意，也有人误解，认为这是在逃避责任。其实我的意思恰恰是，记者应该回归本位，恪尽职守。
我们总习惯被宏大而抽象的概念所激励，一听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就热血沸腾。其实新闻记者要做的工作恰好是琐碎而具体的调查，最多只能算是为历史提供素材，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的全部，正如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一样。
为什么我要斤斤计较于这个论断？因为给记者戴上这样的高帽子往往是一个陷阱，是加诸记者身上的沉重的枷锁，让记者观念混淆，甚至不知所措。
一个最常见的责怪是：既然你们是历史的记录者，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全面地反映现实情况？我们这里有数十个煤矿上万名矿工都没出事，你们不一一报道，为什么偏偏只报道出事的那一个煤矿和几十名死难矿工呢？为什么一个副市长为党工作多年的成绩你们不闻不问，而他向情妇下了几次跪你们都趋之若鹜呢？为什么银行向储户提供了那么多服务你们不吭声，一旦跨行收费你们就展开大讨论呢？
那些接受了新闻等于历史的观念的记者真的困惑了，有的开始反省，结果写出来的报道像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对新闻的本质的误解。新闻是当下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日常生活中突兀显现的事件，是社会发展中重大迫切的问题，是人咬狗的特例而不是狗咬人的常态。历史教科书肯定不应该只关心这些问题，但新闻媒体呈现这些已经足够。
新闻就是舆论，舆论的功能就是知情与监督。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和宪政原则的框架之内，舆论的知情与监督发展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成为一日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如果按照全面记录历史的观念，舆论监督几乎无法进行。
从舆论监督出发，就没有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观念。这并不是说，记者就不报道建设成就，不报道好人好事，不报道成功经验，当然可以报道，但并不是因为记者有正确的历史观，也不是因为它们是全面的现实生活，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们是新闻，值得奔走相告。
进一步说，从新闻的本质出发，舆论监督就是正面报道，其他都是迂回报道；批评性就是建设性，真实准确就是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