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君忆因当面质疑易中天的道德感，并讲故事说伤害灵魂的人应该进地狱，惹得易先生反感，更惹得易的粉丝们愤怒，于是成先生向易先生公开道歉。易先生并不买账，在博客上声称“成君忆先生不必向我个人道歉”，而应该向三千年来所有因言获罪的人道歉。成先生则写博客再次道歉，同时坚持道德质疑，提醒易“不要忘了学者的本分”。
虽然此事被人赫然列入“2006中国文化事件”，但是在我看来，这二人与其说在讨论问题，不如说在斗气。
易中天回避了成君忆提出的道德问题，却丝毫不觉得理亏，因为他觉得抓住了一个致命的“原则性分歧”，而且是“人权和法治的原则”，所以大义凛然地把对方一枪挑回三千年前。
其实易先生忽略了，他列举的那些因“反动言论”、“大不敬”、“传播谬论”而被打入“地狱”的情形，其要害之处在于当权者滥用权力以钳制思想，成君忆手中无权也没有诉诸权力，充其量是一种诅咒。诅咒别人下地狱固然也不好，却也往往是无权无势的草民常用的武器，是一种激烈的情绪表达，这与依仗权力的文字狱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不过是易先生为自己和粉丝们找到了一个解恨的说词。
成君忆先生倒是在博客中耐心地阐释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的那篇长文与其说是在向易中天再次道歉，不如说是再次表明自己不服气，再次证明他在电视节目中开宗明义的话：“易中天能够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好糊弄。”
不夸张地说，这句话代表了很多学者的心声。众学者对易中天走红的不服气，是“易中天热”这个正宗的“2006中国文化事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葛红兵揭批易中天“三大罪状”以来，张汝伦、江晓原、许纪霖等学者都公开表示易中天的《品三国》“不值一读”，“没有价值”。私下里，我也听到不少学者对此表示不屑。
以一部历史著作为依据，去批评一部文学作品歪曲历史，这的确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学术。但是，这些学者不要忘了，易中天的《品三国》根本上就一个通俗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未必就不能搞学术，都说人家德里达就在电台里谈现象学，伯林也在电台里讲自由主义原理，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别自欺欺人了，易中天的走红，在本质上跟周杰伦、王菲的走红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学者，去对周杰伦、王菲表示不服气，有什么意义呢？学者当然可以去唱卡拉OK，但易先生如果坚持认为自己在研究学问，那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易先生宁可斗气也不讨论问题，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可能易先生觉得我这样说贬低了他，但是我不觉得作为一个通俗文化的红人是什么害羞的事，哪怕是一个学者去客串一下这个角色。在中国，通俗文化不是太红了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说，易先生对这个文化市场作出了贡献。
但是《品三国》总是高高挂在图书畅销榜上，的确也让那些作家和学者感到脸红。这可不是易先生的错。我一直反对通过打压一个品种来显示另外一个品种的高贵，比如在新闻中要求打压娱乐新闻来抬高时政新闻。娱乐新闻过分抢眼，不过是因为时政新闻乏善可陈。《品三国》这本粗糙的书好卖，突显了其他本该更畅销的图书品种的缺位。
在西方，最畅销的图书通常是两类：一是极具想象力或者震撼人心的小说，比如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等；一是反映时政的纪实作品，比如目前连续数周高踞《纽约时报书评》排行榜的《抵赖之国》，是《华盛顿邮报》资深政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新著，揭露布什政府昏庸无能却又死不认账。要么有关人的创造力和心灵，要么秉笔直书现实政治。相比之下，我们的书店只有曲折委婉的古代权谋之策，的确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假如市面上有那样的图书，我不相信中国读者的口味真的就与众不同，易先生一定不能够独占鳌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两种畅销书的作者把市场让给了易先生，是更勤奋的劳动者得到了过多的嘉奖。学者们应该谴责的显然不是这位劳动者的勤奋，而是另外一些人的无能，以及那些导致他们无能的原因。

年轻而美丽的女作家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新主席，立即成为新闻热点人物。可惜这个职位太重要了，她不能随便接受采访，否则她将出现在无数杂志的封面上，和章子怡有得一拼。不过，说她年轻，其实是和前两任矛盾和巴金相比。她之所以引人注目，还是因为近来关于作家的新闻比较抢眼，也是因为公众对于作家还没有死心。
公众到底想要作家干什么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但是大多数人都关心现实境况和社会公正，当他们发现生活中明明有很多社会矛盾和现实弊端，而作家却越来越当缩头乌龟自娱自乐时，他们就觉得失望乃至愤怒。
现实社会的问题，主要责任当然不在作家。现代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批判转移到了人类精神处境或文本价值的探寻，所以很多作家拒绝担当社会公正的代言人。在我看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拓宽文学的想象空间和探索文本的各种可能性上，都功不可没。一些作家拒绝正视身边的问题不要紧，但是，如果所有作家都刻意回避，或者，当他们试图把握时却显得无能或无力，那么这个群体显然出了问题，他们的幽深的探索显露出虚伪的面孔，成了集体逃遁。更不用说，那么多的专业作家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去作协领工资以外什么事都不干。作协副主席陈忠实呼吁作家们不要抄袭，可见他们什么都不干还算是最好的情况。
有鉴于此，我为《南方都市报》写了昨天的社论，认为作家们肩负着公众对社会良知的期望，铁主席应顺时而动。这篇社论被各网站高调贴出，新浪将标题改为“铁凝将领导中国作协走向何方”，网易则叫“作协主席铁凝怎担社会良知”，多少反应了民间舆论。
但是也有朋友对我说，作协这类机构，实权掌握在书记手中，主席只是挂名。这涉及到党政分权以及权力的实际运作规则，这里不去谈它。从作协的组织结构图上看，主席还是一个实权职位。而且铁凝在河北作协当副主席时，就说过“我宁愿是一个官员（去帮助年轻作家）”，可见也不是无事可做。
我要说的是，利用行政权力做点好事固然不错，但是作为作协和作协主席，其力量还来自行业协会自身的功能，以及领导者的德行和威望。作协或者笔会这种东西，其实全世界都有，只不过大多数没有由国家供养，没有行政权力。比如，赛珍珠当过美国作协主席，伯尔当过国际笔会德国中心主席，拉什迪是上任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这些无权者及其领导的行会如何工作呢？对此我没有专门研究，仅从搜索到的新闻看，其效率未必不如中国作协。
美国作家协会曾经认为亚马逊网上书店卖二手书侵犯作家权利，对其下“最后通牒”；也曾经抗议Google建立数字图书馆，将其告上法庭。拉什迪当选主席后立即强调，要多关注美国的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是“9•11”后受到干扰的美国舆论环境。相比之下，中国作协虽然也默默无闻地为作家维权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如此响亮的声音却鲜见于公众舆论。对于作家来说，声音比实务更重要，沉默就等于消亡。
我甚至认为，作协的行政实务越少越好，多了必然滋生衙门作风，甚至干预作家的创作自由。一个靠两块面包就可以唆使的作家也不是什么好作家，要领导真正的作家，只能靠自由理念和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