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来自北京的一道紧急禁令把很多媒体都吓了一跳。这道禁令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出，要求所有报刊从11月1日起一律停止发布包括无痛人工流产在内的12类医疗广告。限期到了，大家却发现一些报刊上人流广告并没有消失。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广告的标题变成了“意外怀孕“、“终止妊娠”等等。工商部门表示，这样一变脸就不知道该不该禁了，自己无法界定，得请示工商总局。
仅仅在标题上套了个小马甲，广告内容、机构、联系电话和地址都跟以前一样，工商部门就不认识了？就算他们真的不认识“终止妊娠”加上“让怕痛的你不再痛”就是无痛人流广告，记者不是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吗？是什么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这让人想起8月份的那道类似的禁令，即工商部门联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禁止电视台播放丰胸等广告，如今一些地方电视频道依然波涛汹涌。如果不出意外，可以预见，无痛人流广告很快又会在报刊上登堂入室。这道禁令反倒将被人工流产掉，而且是无痛的，皆大欢喜——工商部门既然假装不认识，报社和广告主作为从中渔利者，自然会得寸进尺，步步推进了。
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对于满大街人尽皆知的医疗骗子，没人去查去管，却重点来查骗子的广告，就像不去抓杀人犯却全力追捕卖管制刀具的人一样，无论如何都让人有本末倒置的感觉。这且不去说它，毕竟卖管制刀具也是非法的行径。满报纸的性病和人流广告也着实让人讨厌，而且贻害无穷，的确应该管一管。
问题在于，为什么一直就没人管，导致泛滥成灾的局面？工商部门此前的理由是，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其实，查一查《广告法》就知道，这个法律制定得十分细腻了，这类广告明显地违背它的多处规定，如“广告应当真实”、“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不得“妨碍社会安定和危害人身”、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等等，而且对于如何处罚也是说得清清楚楚，“停止发布、公开更正，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法律颁布十多年来，跟很多法律一样，成了无人过问的点缀，真正要管理的时候，还得靠一纸行政命令。也就是说，本来该依法进行管理的机构没有管理好，不仅没有人追究，反倒使它拥有了更多发布紧急禁令的行政权力。任其放纵，然后坐等权力的降临，它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一刀切的行政命令，难免和现存的法律发生抵触。比如，有正规医院要刊登一则人流广告，内容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误导，用语科学健康，于法于理都应该是被允许的，但是于这个紧急禁令来说却是犯规。尽管这种极端的例子未必真的发生，但是从法理上来说，这里面却存在明显的问题。
另外，由于疏于依法进行常规管理，让骗子广告出现一个灭一个，等到发布紧急禁令的时候，这些广告背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以及为数众多的就业大军，并不是一纸禁令就可以简单处理的，正如蚁漏成了大决堤，就不是那么好堵了。
对于一个初级和谐的现代社会来说，只有一丝不苟的依法常规管理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可靠的。

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这次讨论跟此前的“梨花体诗歌”、“超女纪念碑”、“换偶”等讨论一样，都被迅速地误导，其初衷被扭曲甚至背弃，偏离主旨的引申成为主要议题。
这个事件的初始含义并不复杂，那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采取上街乞讨的方式进行抗议。本来，无论其抗议的对象是谁、争议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将无可争议地得到公众支持、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他的和平抗议行为本身都不应该受到指责，因为这是他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独立存在的，并不因其抗争的内容而存废。正如对待一个人的表达权，“我不同意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一样，即使你坚决反对他抗议的主张，也不应该对他的抗议行为本身进行挖苦嘲讽。
事实并非如此。观察媒体的报道，这种权利意识从一开始就缺位，话题立即变成一个作家该不该拿工资。有人认为著名作家得不到尊敬是我们时代的耻辱，有人认为作家就应该靠稿费生活。这个话题固然很重要，但是在这里它变成了对权利意识的遮蔽，似乎赞成作家拿工资的人赢了，洪峰就可以抗议，否则他的上街就是胡闹。
还有一种报道倾向，就是把洪峰的乞讨当作真正的乞讨，拿他的未婚妻的癌症、他居家的简朴来作为主题，让人们看看这位著名作家是否真的很穷，穷到非乞讨不能生活了。如果恰好他真的这么穷，媒体觉得自己做了善事，献了爱心；如果没有这么穷，甚至还比较富，媒体觉得自己揭示了真相，凿穿了一场无聊的骗局。当这种报道喧宾夺主之后，人们也忘了抗议权利本身的存在。
有人给洪峰指了很多条路，比如和单位领导协商、辞职、发奋写作，但就是不把上街抗议也作为一个选择。洪峰能够想到这样一种往往被人忽略的方式，而且敢于实施，本身是应该受到肯定的。既然是上街抗议，自然是希望大家知道，甚至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如果你承认公开抗议的权利，那么所谓炒作就成了不明就理、不知所云的指责了。
就其引申议题而言，我个人也认为作家不该拿国家工资，也就是纳税人的钱。国外也有一些机构供养作家，被供养着的作家中也有人写出了好作品，但是不同处在于，要么不是纳税人的钱，要么不是终身供养制。如果有作家站出来对此进行抗议，我也表示强烈支持，不仅支持他抗议的权利，也支持他抗议的内容。有郑渊洁、韩寒这样的作家脱离体制，我也表示衷心佩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洪峰必须效仿他们，立即放弃按现有体制讨还应该发放的工资。道德和勇气都不应该强加于人，更不应该成为对别人的压迫。
本来，在刚刚过去的“梨花体诗歌”事件中，已经涉及到这个主题。比赵丽华写诗差的人多了，比如每一次重大新闻专题中的网友赋诗，胡乱涂鸦的人满网都是，但是没有人去追究他们，毕竟每个人都有哼哼唧唧的权利。赵丽华受到关注，无非因为他是所谓“国家级诗人”——国家级诗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诗人才能享有这个殊荣？这种作家分级制度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那应该是怎样的评选程序？如果没有，应该怎样废除？但是这个主题很快被博客写手们抛弃了，甚至完全忽视权利意识，变成了现代诗该不该存在，什么样的诗是好诗，最后发展到“保卫诗歌行动”——其实这些都是伪问题，注定了会变成一场瞎起哄，真正有价值的议题则在喧闹中被遮蔽。
“超女纪念碑”所引发的讨论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一件本来应该一望而知的反讽作品——无论其价值如何，其作为一件作品的存在本身是不应该受到半点质疑的——却被用来讨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立纪念碑，甚至有“超女”谦虚地说自己的成就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至于李银河博士主张的“换偶”者的权利，就更被误解成她主张人人都应该换偶了。这些偷换议题的讨论者，自然不需要真正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大获全胜。
这些被曲解的热点话题，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权利意识和表达自由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