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一月 2006 ↓

看来网络实名制是难以避免了。11月2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官员透露，中国正在探讨和逐步试行在网络实行有限实名。尽管反对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尽管有多起网络实名试验都以流产告终，甚至沦为笑柄，但是公权力部门的蛮横意志从来就不会遇到什么真正的挑战，总是可以一条道走到黑。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木已成舟就放弃争辩，还是希望公权力部门能给出一个像样的理由：到底为什么要实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的本质，就是限制和剥夺民众匿名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占。无论侵占的后果是否严重，任何权利的丧失都需要足够的理由——这种行为本身就需要理由，而不是仅仅看它的后果如何。我发现这场讨论的重点被转移到实行匿名制的后果如何了，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做法。
实名的好处有一大箩筐，匿名的好处也有一大箩筐，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为什么一定要实名？打个比方说，有人要拿走你的钱财，你肯定不干。如果他告诉你，我拿走你的钱财，对你有很多好处：你可以不必再为钱财而烦恼，去体会一下没钱人的洒脱；你可以获得保护钱财的经验，避免下一次再被我抢；你可以重整旗鼓，发奋图强，以后会挣到比现在更多的钱财……你会怎么样呢？你肯定还是不干。你自然认为，此刻跟这人讨论钱财被夺走的后果是荒谬的，你只想知道：他凭什么要拿走我的钱财？
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有关部门的答案却轻描淡写，笼统含糊，也没有充分的论证。迄今我们能听到的来自官方的网络实名理由是：提倡文责自负，规范网络秩序。对它的论证，也就是泛泛地说网络中有不良信息、黄色网站、反动言论，危害公众利益。这些不良信息占多大比例？现有技术是不是无能为力，非实名不足以阻止，一实名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到底有多少犯罪是因为匿名而无法侦破？如果没有调查数据和严密的论证，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像是某些官员的印象。而凭着一己之印象就可以强制性地剥夺民众的权利，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举动。
事实上，众所周知，凭借现有技术，公安部门对于匿名的网络犯罪是可以侦破的。有了实名制，侦破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但是，与这一点方便相比，它给网民带来的麻烦，有关部门的管理成本，又会增加多少呢？再说，它对真正的网络犯罪有用吗？可以肯定的是，它管住的不过是一些胆小怕事的普通网民而已。正如当初储蓄实名制的最大理由是防范腐败，但腐败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其效果不过是给普通储户增添了麻烦而已。
至于最新的意见，即所谓“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看起来像是有关部门对民众意见的妥协，其实就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言，并没有丝毫的区别。
自古以来，一个人就有匿名发表意见的权利，作家也有用笔名写作的权利。这本来是不用讨论的常识，现在竟然成为问题。如果一个人匿名之前，先要到有关部门去申报和登记，显然是对这个权利的讽刺和践踏。据说鲁迅一生用了146个笔名，如果每次换笔名都要到国民党政府的某个部门去备案，报社才能发表他的文章，那他要么被气死，要么就匿名写传单了。
有官员振振有词地说：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实名制呢？无故地剥夺民众权利，还这样说话，就有些无耻了——这就像抢人家钱财的人，训斥一脸委屈的被抢者：既然你有本事，难道不可以再挣回来吗？

　　《青年记者》杂志约写开卷语，我把以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多次在文章里说，记者不是历史记录者。有人表示不同意，也有人误解，认为这是在逃避责任。其实我的意思恰恰是，记者应该回归本位，恪尽职守。
我们总习惯被宏大而抽象的概念所激励，一听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就热血沸腾。其实新闻记者要做的工作恰好是琐碎而具体的调查，最多只能算是为历史提供素材，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的全部，正如它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一样。
为什么我要斤斤计较于这个论断？因为给记者戴上这样的高帽子往往是一个陷阱，是加诸记者身上的沉重的枷锁，让记者观念混淆，甚至不知所措。
一个最常见的责怪是：既然你们是历史的记录者，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全面地反映现实情况？我们这里有数十个煤矿上万名矿工都没出事，你们不一一报道，为什么偏偏只报道出事的那一个煤矿和几十名死难矿工呢？为什么一个副市长为党工作多年的成绩你们不闻不问，而他向情妇下了几次跪你们都趋之若鹜呢？为什么银行向储户提供了那么多服务你们不吭声，一旦跨行收费你们就展开大讨论呢？
那些接受了新闻等于历史的观念的记者真的困惑了，有的开始反省，结果写出来的报道像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对新闻的本质的误解。新闻是当下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日常生活中突兀显现的事件，是社会发展中重大迫切的问题，是人咬狗的特例而不是狗咬人的常态。历史教科书肯定不应该只关心这些问题，但新闻媒体呈现这些已经足够。
新闻就是舆论，舆论的功能就是知情与监督。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和宪政原则的框架之内，舆论的知情与监督发展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成为一日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如果按照全面记录历史的观念，舆论监督几乎无法进行。
从舆论监督出发，就没有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观念。这并不是说，记者就不报道建设成就，不报道好人好事，不报道成功经验，当然可以报道，但并不是因为记者有正确的历史观，也不是因为它们是全面的现实生活，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们是新闻，值得奔走相告。
进一步说，从新闻的本质出发，舆论监督就是正面报道，其他都是迂回报道；批评性就是建设性，真实准确就是负责任。

听说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大国崛起》引起热烈反响，我去看了一小部分，并通过网络了解了相关资料。这部记录片共12集，讲述世界历史上9个大国的兴盛过程和原因。总体上说，这是一部正常的片子，能够相对诚实地面对历史，创作上也下了功夫，但谈不上什么有特别突出的地方。这样一部片子反响热烈，是因为这个电视台其他节目大多平庸，更是因为人们对它进行了背景解读。
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个总体判断并没有错，不过正如大家达成的共识，大国并不是指国土大人口多，甚至也不是仅仅指经济发达，各个行当都会看到不同的侧面。就我所在的行业来说，大国应该是指能够容忍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所以我要对这部大家叫好的记录挑剔一番。
正如主创人员所说，这并不是一部以呈现历史为目的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是一部以挖掘细节或揭露真相为目的的考古式记录片，也不进行文明比较之类的学术探讨，而更“注重历史带给现实的思考”，应该说，它是一部政论片。根据报道，它是中央高层的一次学习之后的产物，是以“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为理论基础的作品。对于这样一部目的明确的作品，如果它态度诚实，观众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历史知识，但是不必指望它能进行完全独立的思考，得出超越预设的结论。
我们来看看它的结论。在最后一节里《大道行思》里，它总结了一些大国崛起的共同的因素：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单从结论来看，完全是浪费时间的废话。多少年前，中国的上上下下不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吗？这些话虽然无比正确，但是很多时候都沦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套话了。
所以，在我看来，这部记录片的效果，全然“功夫在诗外”，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解读。假如它的名字叫“西方的道路”，而且放在科教频道播出，它一定不会引来热烈反响。播出频道和时段的重要，不仅是观众多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会从中揣摩其意图，并相信这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意图。假如放到中央一套的黄金时段播出，效果更会不一样，简直就要轰动。它的名字更是一个关键所在，人们看重的是它对现实的映射，即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志存高远当然值得赞赏，但是从人文态度上说，这个题目有很大的问题，透出非常强烈的势利心态，很有些“政治不正确”。虽然世界历史多由大国主导，但是一部号称站在人类文明史高度的记录片，公然抛弃中小国家，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的。这倒是让人联想到现实中富人肆无忌惮、弱者无人理睬的情形。
就算不必这样“书呆子气”，我也怀疑“大国崛起”这种话语对民众的心里作用到底如何，是励志呢，还是安慰乃至迷幻？要说励志，那我们已经励了多少年了。半个世纪前，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发现和那些匍匐在世界的西方的国家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但是找了一个词叫“睡狮猛醒”。现在这睡狮虽然还有些惺忪迷糊，但肚子差不多吃饱了，所以就叫“大国崛起”了——这都算谦虚了，同样是这家电视台，这几年每年都要搞一回“盛世大联欢”。
我看到这个片子的主创人员对大国有个解释，那么我们就拿这个官方认可的解释来比照一下现实。第一，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态势，经济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第二，它是否形成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第三，有本国文化特色；第四，有世界性的影响。从这几个方面说，中国目前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在第一条。第四条是前三条的结果。其余两条，我看不少中小国家的崛起也值得我们学习。

母亲瘫痪在床，儿子又查出白血病，家中一贫如洗。羸弱的母亲停药为儿子治病，年少的儿子却悄悄离家出走，打工为母亲筹钱。这个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千万好心人，捐助源源不断。其中引人注目的的是郑州上万名大学生在一份《典身契约》上签字画押，承诺如果有单位为白血病少年出钱治病，他们愿意为签约单位免费工作一年。
大学生们的爱心令人感动，但是这个举动的效果却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们纯粹在作秀，因为上万名大学生同时典身筹钱，根本不可能实现。就算有单位大发慈悲，他们如何对一批并不了解、也没有签订用人合同的大学生预付一年的薪水？如果他们先以捐款的名义出了钱，又怎么可以在将来不给员工发薪？与《劳动法》冲突的合同应视作无效。还有，未来那一年中，这些劳动而不领薪的大学生如何生活？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清楚，大学生们就郑重其事地在一纸并不符合现代社会观念的合同上签字，可见他们对契约精神的漠视。
也许不应该对大学生的爱心求全责备，首先他们的动机应该是高尚纯洁的。但是这纸合同的确经不起推敲，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不如说是一场路演，目的是为了引起大家对白血病少年的关注。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为了救助一个穷困的家庭，他们竟然“出此下策”？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即使这个不幸而幸运的白血病少年的家庭得到救助了，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这种救助路径是不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
在任何社会，个体捐助都是应该提倡而且必须存在的，但是当它成为穷人的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求助路径时，就会有无数的怪事发生。最开始的街头乞讨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反复多次，而且有骗子也加入进来，人们也就麻木甚至警惕了。为了让它重新有效，乞讨的人们必须想出新的花样来，要么情状更凄惨，要么花样更新鲜。在大学校园，在网络世界，求援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抢人眼球，事主只好怪招频出，从卖身救母到弃母救母，再到大学生集体典身，都是这个荒唐怪圈的产物。
这种方法要效率最大化，最好是让媒体广泛报道。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穷人都可以得到记者的垂青，因为重复发生的事情就不再是新闻。为了能够成为新闻，你的题材要越新奇越好，你的故事要越感人越好。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穷人的故事都那么新鲜，大多数悲剧都在重复地发生。在策划新点子方面，真正的穷人其实比不过狡猾的骗子。
所以，这种社会救体系对于大多数普通平凡的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一个人遇到困难的开始，这种救济体系对他是不会理睬的。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然后再凭运气等待记者的光顾。比如这个白血病少年的家庭，困境已经持续多年，但是没有社会捐助或者只有微乎其微的社会捐助，要等到母亲的病情更加恶化，儿子又查出白血病来，这还不行，还要等脸色苍白的儿子辍学打工，故事才足够动人了，这个救助体系才有可能对他发生作用。
今年七月在山东济南发生过一个弃母救母的故事。一个人无钱为母亲治病，干脆写封信把她扔在路边，得到媒体关注，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母亲起死回生。随后的几天，在济南发生了若干类似事件，有人自杀救母，有人跳桥救母，但是媒体却不愿意重复报道了，他们的表演甚至遭到路人的嘲笑。有谁能保证，这些表演者不是真正的穷人呢？有谁能保证，他们的处境不比前面的更凄惨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多数穷人都靠不住的救济体系，一个要么把人逼向惨境、要么把人逼成骗子的救济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面对普通平凡的穷人发生效用的救济体系，一个人在困难的初始就应该得到援助。按说这种机构我们国家也有，比如政府民政部门和民间慈善组织。但是在每一次悲惨故事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出这些机构对穷人的有效救济。我们在捐款的同时，更应该拷问这些救济体系为什么失效。
我想介绍一下美国穷人的常规救济体系，正好看见《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的一个报道，干脆直接摘抄在这里——
“多数美国人购买了医疗保险，但也有一些买不起医疗保险的穷人。美国穷人可申请由政府提供的‘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救济计划’两种免费医疗保险，前者由联邦政府出资，后者主要由州政府出资。
“美国政府早在1965年就开始向本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免费提供这两种医疗保险。根据规定，只有三种人有资格申请‘医疗照顾计划’，他们包括65岁以上的老年人、终身残障者及其家属和晚期肾病患者。‘医疗救济计划’主要针对五类人：孕妇、儿童、18岁以下的青少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申请者的年收入必须低于联邦政府公布的贫困线标准。一旦得到政府提供的这两种保险中的任何一种，申请者的绝大部分医疗费用将全部由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掏腰包。据统计，目前享受上述两种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约有1亿。
“如果未能得到上述两种免费保险，美国穷人还可以申请其他地方性的免费保险计划。美国每个州都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费保险计划。以记者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例，所实行的‘哥伦比亚特区医疗联盟’是一个著名的免费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华盛顿市政府、华盛顿市各大医院和一些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联合出资成立。此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临时申请，个案处理。当然，不管你申请哪一种免费医疗，都要具备一定条件，即属于贫困者。” （见2005年12月31人民网，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唐勇报道。）
在美国自然也有很多穷人，个体捐助也并不比我们国家少，但是一般穷人却不必熬到如此凄惨的地步才能等到救援，求救者到有关部门去申请就行了，也用不着想这么多花样来表演，大学生们也不用签什么“典身筹钱”的荒唐契约了。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富裕。但是，我们的穷人也不需要美国穷人那么多钱啊。钱多钱少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有效的常规救济体系又是一个问题。
面对白血病少年的故事时，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们立即就想到孝道，说你看多么感人啊，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如果孝道是指对父母要好，那么我想全天下的人都不会反对，别的民族做得未必比我们差。但是提倡孝道的人们似乎是要把它当作主要的治理之道，这样才叫特色。但是他们无法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些可靠的常规救济体系，那么家庭出现困难时，仍然只有儿孙个体的微薄的力量，境况势必更趋凄惨。这些凄惨的故事，却又成为孝道的教育资源，实在是不怎么人道的事。

三天前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香港地产商刘鸾雄以1700多万美元（约1.3亿港元）购得安迪•沃霍尔的一幅毛泽东肖像，创沃霍尔作品的最高成交价，国内媒体均以显耀的位置予以报道。无疑这是一个值得报道的新闻，但是这些报道都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对这位波普艺术大师的误读。
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普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沃霍尔因为无限倾慕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投入了浓厚的感情，创作出自己艺术生涯中最优秀的作品。有人认为，“本来这位画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毛泽东的伟大征服了艺术家的心”。如此一来，沃霍尔成了和画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张振仕一样的人民艺术家，地产商刘鸾雄也以爱国商人之名大噪网络。
事实上，沃霍尔的毛泽东肖像与张振仕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以及这两位艺术家个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哲学和创作风格。后者是要饱含感情地塑造伟大，而前者却被称为“打破伟大的艺术家”。用我们眼下的说法，沃霍尔是一个标准的恶搞分子。他倒是一个恶搞成为大师的典范。
沃霍尔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除了作画，他还拍电影、写摇滚、出书，还是社交界的明星，商业上的成功人士。他宣称赚钱是最棒的艺术，不过也不能当真，这只是表明他不把艺术当回事的姿态。如果说简单地说传统艺术典雅端庄，现代艺术歇斯底里，那么后现代的波普艺术则是毫不正经也毫无感情，认为谁也不是什么玩意儿。沃霍尔的一句名言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当15分钟的名人”。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是：“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械一样作画。”他经常直接把美钞、罐头盒、垃圾和名人照片一起贴在画布上，来表达他的这个理念。
他的作品多采用丝网印刷——这并不是我们的媒体报道中所说的“画在丝绢上”，完全是乱送秋波。这是一种印画技术，特点是简单、便宜、程式化。沃霍尔往往直接拿流行海报加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笔触和个性。这符合他想要的“艺术就是复制”的效果，一种大众化、商业化、玩笑感的效果，是对此前居统治地位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贵族气质的恶搞。
沃霍尔的恶搞还表现在他对创作本身的毫不在乎，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绘画工厂里由大批助手完成的，甚至作品的签名都由他的老母亲代劳。他曾经还买下一家电视台的固定时段，每天出现在屏幕上聊天或者只是呆呆地看着观众。
正是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风格，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的艺术想象，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定义。看上去毫无深度，深度却正在其中。想尽办法去除感情，人们却从中发现了更多的感情。比如他对流行巨星玛丽莲•梦露的微笑照片的反复复制，竟然让很多人读出了忧伤。
就是在这种态度和风格中，沃霍尔从1972年开始创作了一系列毛泽东肖像。跟我们熟悉的梦露肖像一样，他的做法也是用毛泽东的照片反复复制，然后在面部、衣服和背景之间变换不同的颜色，分别有红色、绿色、蓝色、白色、黄色、青色等等，出现多种可能的艺术效果。如果有人把这些作品搬到中国媒体上来，网络一定出现一片惊呼，有关部门也会下令禁止恶搞。而正是这样的作品，成为了二十世纪艺术的珍藏。
这只是一个例子。由于现当代艺术教育的缺失，媒体普遍表现出对艺术新闻报道的无知，对现当代艺术呈现的多元可能性进行简化，以封闭的语言系统自我阐释，要么就是爱国不爱国，要么就是道德不道德，要么就是恶搞没恶搞，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往往走向艺术作品本身所指的反面，造成对民众的误导。
尤其值得注意的事，媒体往往乐于这样误导，把艺术作品黄色小报化，要么盯住下体（比如南京画展事件），要么宣泄民族情绪（比如章子怡演艺伎），要么借用意识形态的大棒（比如超女纪念碑），一律炒作成社会新闻或政治新闻，胡乱地上纲上线，既政治安全又迎合读者。
令人不解的是，很多
民众也不问青红皂白，轻易地被媒体误导，上来要么痛骂一顿，要么讴歌一番。其实，要知道安迪•沃霍尔是谁并非难事，到网上一搜索就行了，但是人们似乎缺少学习的习惯。据说在很多国家，网络主要是学习的工具，而从我们这里许多网民的反应看，网络似乎主要是他们宣泄情绪的地方。

从罗马出发，坐火车到巴里，转渡轮穿过地中海，到达帕特雷，再转火车到雅典。我们的目的地是首尾两个大城市，帕特雷只是途中经过的一个港口的名字。

这时有一道亮光在我记忆深处的角落里闪了一下——哦，帕特雷——那是一本翻得破旧了的中学历史课本，靠前的某一页，在右下角的某一行里，讲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章节里提到了这个名字。

古希腊的历史和神话总是纠缠不清，所以你总是以为那些地名遥不可及，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当它们冷不丁活生生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往往吓你一大跳。帕特雷正是这样，一个和记忆中的历史碎片相遇的地方。

从甲板走向餐厅的时候，看见地中海蓝得如梦如幻，你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金戈铁马、残肢断腿的战场。正是那场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古希腊的城邦由盛转衰，历史的荣光一去不复返。今天，从法国到意大利再到希腊，富足程度的排序正好跟古代相反。在帕特雷火车站的自动售货机里，在罗马卖一欧元的可乐变成了六毛。

这是一个散漫而随意的小站，一点都看不出它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后来你才发现，整个希腊甚至欧洲，也看不出作为文明源头和文明现场的重要性——如果你习惯了在中国重要性就是指隆重包装、严加守卫和高额门票的话。

火车站就在海边，离港口不远的地方。铁路依海岸而蜿蜒，坐上火车以后，你会看见总有一侧面朝大海（湾），前一半路是左侧，后一半路变成右侧。

我们还没有上火车，而是背对着海湾，往城市里走。拐过一个弯，就是一条笔直的大街。这条大街把城市一分为二，上城和下城，也就是老城和新城。如果要倚老卖老的话，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城市比得过帕特雷，据说它的建城历史超过三千年。它的年龄并非只是记在书上，要想在大街上看到千年遗迹并不困难。有一个古罗马剧场，建于公元170年，有2300个座位，到现在还在使用，每年夏天都要举行露天音乐会，可惜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那些分不清年代的建筑里，杂陈着咖啡馆、小卖店和小吃店，我们还看见一家不小的百货店挂着中文招牌。这是冬天，游客并不多，街上来来往往的，看上去多是身型壮实、面容憨厚的本地人。不过他们总是慢慢腾腾，和观光客并没有什么两样。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疑问来——他们到底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生性懒散呢，还是每天都把自己熟悉的城市当作旅游景点来观赏？随即我想，答案可能是合二为一、互为因果吧。

我们在街边小店吃了一些烧烤和不知名的本地小吃，就沿着大街一直走。不远处就是大街的尽头，一层又一层的石梯。石梯通到山上。山的背后还是山。这座古城，就在海滩和群山之间。城市固然不小，为希腊第三大，但是跟海的辽阔、山的深远比起来，想想几千年的时光，不免觉得寂寞而忧伤。

更何况，帕特雷的标志性建筑，竟是一座巨大的古城堡遗址，就在群山中最前面的那个山头上。它和雅典卫城一样，高高雄踞，俯瞰全城，乃是整个城市的灵魂。不同的是，前者讲述的是古代文明的辉煌，而后者却见证着这个文明屡遭蹂躏和摧毁。这让人想起古希腊留下来的两部历史巨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歌颂希腊城邦民主的伟大，一个叹息它的衰亡。

帕特雷城堡阒无人迹，空阔寥落，似乎连我们两个人都要被变作沉默的石头，和那些高大的城墙、残损的城门、若隐若现的房间、保存完好的垛楼以及丛生的杂草融为一体。它建于公元六世纪古罗马时代，毁于十七世纪威尼斯人的入侵。除了罗马人和威尼斯人，在此前后，帕特雷还先后被斯巴达人、斯拉夫人、法兰克人、土耳其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占领。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有多少炮弹击中这古堡的内室，有多少鲜血溅在这古堡的墙上？

站在古城堡的庭院之内，目光穿过它拱形的门洞，就可以看见碧蓝的大海。海风掠过城市的屋顶，吹进城堡，一排橘树上的果实随风摇动。

1968年2月，麦克纳马拉黯然离开华盛顿。就像拉姆斯菲尔德之于伊拉克战争一样，麦克纳马拉是越战的代名词，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据说这位“越战英雄”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他到底算是辞职还是被解雇。当时他拿这个问题去问《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她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别傻了，你是被解职的。”
也许拉姆斯菲尔德没有这么傻，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夕，布什总统还希望他能和自己共进退，跟副总统切尼一块，哥儿几个血战到底。但是选举结果揭晓，共和党失利，布什马上宣布了这位仁兄的辞职。两年前，拉氏就说过：“只要我不再胜任，我马上辞职。”这话其实说得不准确，他这么刚愎自用的人，怎么会认为自己不胜任呢？事实是，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尽职，也不管你表现得多么像一个爱国英雄，只要选民不喜欢你的党了，你就可能成为祭品。
拉姆斯菲尔德，虽然外表文质彬彬，却坚强得像钢铁，顽固得像石头，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经历了几次信任危机，还我自岿然不动。虐囚事件发生以后，军队的脸丢大了，拉氏在质询会上却满不在乎，以至于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抗议说：我可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民选议员，请放下你的臭架子，不要用轻蔑的语气回答问题。前国务卿鲍威尔，那个内心温和的人，在被要求辞职时，咬牙说了一句狠话：“如果我走，他也得走！”他说的就是拉某。结果当然是他走了，而拉某留下。看来上层斗争并不管用。
不过美国人总是有耐心，因为他们总有一个盼头，等待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两年前，面对被呼吁下台却赖着不走的拉氏，《洛杉矶时报》就断言说：“虽然这不是拉氏的结束，但这是他结局的开始。”人们总是乐观地想，在民意面前，布什总有撑不住的时候。不过上次总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的候选人不力，大家伙失望了。这一次，人们再也不管民主党如何了，选抛弃共和党再说，于是拉氏的结局就到结束的时候了。
当年约翰逊总统受到一部轻歌舞剧中的台词的启迪，毅然抛弃了麦克纳马拉。那句台词是一个军官对一名受罚的飞行员说的：“我希望你作出牺牲，珀金斯，现阶段，我们需要一个徒劳的姿态。”今天的布什总统，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徒劳的姿态面对选民。
应该说，迄今为止，伊拉克战争还没有越战那样令人伤心。拉姆斯菲尔德在辞职演讲中说，伊拉克战争太复杂了，人们不能理解。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不过不能让民众理解本身就是你的错，你自己去担当吧。人们还是认为，这两场战争有一些可比较的地方，尤其是这两场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两位国防部长，相似之处何其多也。
这两个人都当过企业的CEO，都有着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都是目中无人的自大狂，也都喜欢把油亮的头发往后梳，都戴着斯文的眼镜，也都热衷于高科技战争，都把自己当作美国英雄。当然，最后都被抛弃了。不过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在真正的结局上，二人是否会有共同之处。
我说的真正的结局，是指一个人离开喧闹的政治舞台之后，回头看看自己的表演，他的感受和思考。
被抛弃以后一定是很孤单的。麦克纳马拉离职后的二十多年，在公众面前一言未发，对越战问题保持沉默。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话了，语惊四座。因为那个越战的鹰派代表，写了一本书，叫《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他承认“一个人很难面对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思考：“我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的同事们都是些精英分子，是年轻、精力充沛、聪明和怀着良好愿望的爱国志士，为什么这些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在越南问题上错了呢？”
这个思考把他带入了更深的层面，他去越南访问了战争的受害者，并向他们道歉。这个强硬的战争爱好者，最后变成了一个在人性中挣扎的老人。
在这个时候，我见过他一面。那是两年前，也就是拉姆斯菲尔德“结局的开始”的时候，麦克纳马拉让人拿他当主角拍了部记录片《战争迷雾》。该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记录奖。刚拍好的时候，他带着这部片子来到伯克利大学。我当时正好在那里访学，去听了他的演讲。
伯克利大学是当年反越战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当天晚上，台下坐着麦克纳马拉当年的政敌，激烈的批评者，还有投身反战运动的他的儿子——对政治的激进态度已经换成了对父亲的悲悯情怀，他说全家人都担心老爸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个场面。
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一边听着一个老人的反思，一边想着现实中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指挥的伊拉克战争。
也许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各不相同，但是当事者的反思本身弥足珍贵。正如麦克纳马拉在他的书中引用的艾略特的几句诗：

我们将不停止探索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
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并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