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月 2006 ↓

詹妮弗•安妮斯顿又被男友甩了，媒体这样报道。画外音是：她真倒霉。其实，这个文斯•沃恩，不过是安妮斯顿和布拉德•彼特分手之后的一个安慰，她公开说过他们的感情不会往深里发展，分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一旦成为八卦消息，就有可能变形。
上一次分手事件中，安妮斯顿就很不高兴媒体把她描绘成弃妇形象。看来这一次，她又该生气了。按照国内明星们的做法，她应该谴责娱记和媒体：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你们不去关心，却来打搅我的生活，多么低级趣味!
不过，我想起前不久她接受专访时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使她和国内的明星完全区别开来。有人说她是好莱坞的傻大姐，我却一直认为她聪明过人，这段话也是一个明证。她说：
“娱乐八卦总是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我成了事件的主角。这让我很尴尬，觉得自己是一个垃圾食品的制造者——人们应该去关心更大的事情，却一股脑儿被吸引到这里来了。”
看，她没有义正辞严，而是满怀歉意。她知道作为明星，自然是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关键在于万众瞩目之后，你表演什么？制造垃圾食品呢，还是提供营养晚餐？如果你在舞台上拉小提琴，看客们就成了绅士；如果你在舞台上放屁，他们就成了追腥逐臭的苍蝇。正如谢霆峰有一阵老说，你们别关注我的绯闻了，应该多关注我的音乐啊。有个朋友就在专栏里说了：你哪有音乐可关注嘛？
看看网络上的明星博客，点击率动辄百万甚至千万，但是他们都制造了一些什么？说垃圾食品恐怕都是对他们的赞美吧。媒体报道他们的私事，就叫低级趣味，而他们自己整天在那里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就叫分享生活。
说到分享生活，聪明的安妮斯顿还有一个忠告：别和地球人分享你的私人空间，“在你对别人说，‘我正在恋爱，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庆祝一下吧’这种话的时候，愤怒的种子就埋下了。”
我们的明星可能会傻乎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天真可爱）地问：“那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让安妮斯顿的前男友布拉德•彼特和他的新女友安吉丽娜•朱莉来回答——他们前不久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最近宣布：如果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抗议对同性恋的歧视。
有个朋友据此写了一篇文章，罗列了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好莱坞明星，名单可以“像长安街那么长”——激烈的直接反布什，温和的就搞搞慈善和环保。除了关心同性恋，朱莉还出访了15个战地难民营，还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仅此举就使埃塞俄比亚的孤儿领养数量成倍增长。这就是明星可以提供的营养晚餐。

《南都周刊》十一婚庆特刊开卷语

十一长假，佳期又至，洞房花烛璨然。续五一之缘，本报再出特刊《我们结婚吧》，以图文为酒，以纸墨为杯。编辑嘱我为序，遂取特刊各版块之颜色，橙、紫、白、绿、蓝、黄，以为人名，戏撰一故事，以喻生活之多元、婚恋之多彩也。

有一天，黄对白说：“你好白啊。”
白羞涩地低下了头，说：“你好黄啊。”
于是他们就上床了。上了一次又一次，黄就是不提结婚的事。转眼间两年过去了，白越来越沉不住气，又找到闺蜜蓝发脾气。
“不行了不行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对他说：我要嫁给你!我已经练习几千遍了，你就让我践行一次嘛!”白说。
蓝把阻止所有女友的不智当作自己的使命，她认为对男人绝对不能主动。“你又来了，我还要怎样教你？对男人一主动，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权。就算他殷勤地求婚了，你还要矜持一下子，不能马上答应。”
“哦，天，我可矜持不了。”白说，“我会激动得当场晕倒!”
“你出息一点点好不好？”蓝说。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是橙的电话。俨然作示范似的，她漫不经心地拿起手机，懒洋洋地应答。
“喂，嗯，可是我正在谈事情，你自己去吧。”
白赶紧摆手，小声说：“你去吧你去吧，我们已经谈完了，我就这点破事儿!”
蓝白了她一眼，结束了电话，说：
“我们叫紫和绿出来，一起去逛商场吧，有好几家品牌都在打折了。”
“想不通橙为什么对你那么好，而你对人家还这么性冷淡。”白说。蓝已经打通了紫的电话，东拉西扯地说了好半天，最后才叫她出来逛商场。然后她回答白说：
“你刚才说什么？哦，那是他的性格而已，他不过是需要找一个倾倒激情的垃圾桶。”

紫从来就没有耐心听白倾诉烦恼，她还是那样说：
“男人有什么好？都是自私自利、夸夸其谈、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可毕竟是男人啊，他们身上有女人没有的东西。”小白说。
“女人什么没有？”紫说，“女人什么比不过他们？灵魂还是肉身？哈，不就多长了个东西吗？那玩意儿在性用品商店里两百块钱就可以买一根!”
紫用牛奶兑了甜酒，两个人坐在她家宽大的厨房里喝着。大雨落在透明的屋顶上，潮水般的声音使屋内反而显得安静。天快黑的时候，紫借着酒劲，开始勾引白。
“不，我爱男人。”白左躲右闪。紫却不管不顾，要去吻她。挣扎了几下，白就接受了。温软的嘴唇，新奇得令她发抖。紫趁机把她拽上了床，解开裙衫。白突然推开她，问：
“你说，要是黄知道了，他会不会生气呢？”
“当然会。”紫说，“所以，你不要告诉他嘛。”
“不，我不能这样!”白迅速地起身下床，整理好裙衫。

这时黄和绿已经完事了，正在一起冲澡。绿又抱着黄吻，说：
“噢，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男人做了。”
听上去有些伤感。黄说：“看来我让你感觉不好？”
“不，非常好。但是我没有爱上你，我还是只能爱女人。”绿说，“我想试试能不能改变，如果能，就找个男人结婚，过所谓的正常日子，不用担心父母了。”
“你是不是还找过橙？”黄问。
“是啊，我觉得你们都很不错。”绿说，“我先找他，可是他坚决不干，说是要把他的童子身献给蓝，这辈子只爱蓝。蓝却阴晴不定，他痛苦万分。”

“真是无聊啊，卡拉OK只能唱健康歌曲，这会儿又不让播外国动画片，还有什么好玩的呢？”白说。
“那咱们只好自娱自乐了。”黄说。
“好啊，你有什么新节目？”白扑到黄面前，抓住他的手，“我一定好好配合!”
“你发誓!”黄说。
这时门铃响了。白慌乱地朝门外喊：“等等!……哦，怎么这么快啊，还没来得及说呢。”
“什么事？”黄问。
“哦，我要你发誓，你发誓好好配合我的节目。这只是玩游戏，你要演好你的角色。”白有些紧张，“是这样的，我替你订了花，你表演向我求婚，好不好？这只是游戏。”
黄看着她不说话，过了几秒钟，使劲地点了点头。白赶忙去开门。
她付了钱把花拿进来的时候，却看见黄从书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她听见黄说：
“我不玩游戏，我要真的。今天我去买了戒指，我要向你求婚。”
随后她看见黄举着钻戒，单腿跪地，对她说：
“白，我们结婚吧!”
她忍不住叫道：
“噢，我的天!噢，MY GOD!”
随后就晕倒在地。
十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楼下。

过了几天，蓝和橙上了都市报的头版新闻。橙搞了一场轰动全城的求婚仪式：找了一家广告公司，从本城最高楼的楼顶挂下一幅巨大的红布，上书“蓝，我们结婚吧！”几个大字；当记者都来了以后，两个人影出现在楼顶，其中一个单腿跪下，举着一个核桃般大小的钻戒。

国庆到了，黄和白、橙和蓝都举行了婚礼，而紫和绿则公开身份住在了一起。他们从此过了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过很多次撰写鬼故事的冲动，先前是因为对神秘和恐惧的好奇，最近是因为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愤懑。

有一天，弗洛伊德走在空旷的大街上，想起一对久违的夫妇。那对夫妇不满意他对他们的女儿的治疗，另觅良医了。他想，这对夫妇没准会回来找我，我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们……正在此时，那对夫妇突然站在他的面前，微笑着说：“晚安，教授。”
弗洛伊德写道：“那条街十分笔直宽阔，行人稀少，随便一瞥便可见到二十步远。”他为什么没有看见那对夫妇呢？这真是闹鬼了。
弗洛伊德不能相信闹鬼，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实我早就看到他们两人正迎面走来，但内心却不情愿认出他们。经由幻觉，化有为无。然后，幻想随之而起，代替了消失的真相。”
从此，弗洛伊德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神秘现象，用精神分析方法解释了梦、占卜、心灵感应等等问题，但是据说他一直就处于将信将疑之中。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无数哲学家、文学家乃至科学家都执迷于神秘主义，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鬼神文化只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我们的教育，也从无神论的角度对此有过很完善的解释，那些解释比弗洛伊德说的还要让人自信得多。
然而，即便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时常津津乐道于鬼故事。这是因为，恐怖故事也有审美的功能和心理的需要。它本身是有趣的，也是有用的。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它能让大脑释放一种多巴胺，从而让人感到如同饮食和性那样的快感。

蒲松龄为什么写《聊斋志异》？因为他要表达对封建社会的一些落后现象的不满。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鬼故事的另外一种功能。按照后现代理论，跟有趣相比，这种功能显得更低级。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从高级进化到低级的。
神秘主义不同于怀疑主义。怀疑主义表达的是一种绝望，而神秘主义从来都是肯定了一个最高原则的存在。这种最高原则代表了真理、正义和秩序。正因为如此，人们借鬼神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希望现实中的不义可以通过超人的力量得到修正。

最近比较强烈的撰写鬼故事的冲动发生在佘祥林案件被曝光的时候。在所有关于这个案件的叙述中，我都觉得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女子始终在场，她目光幽幽地看着在她惨死十多年后人间的这一场闹剧。那就是案件中被碎尸的那个女子，那个真正的死者。被误以为死了的张玉凤戏剧性地回来了，但是毕竟有一个人真的死了。人们更关心戏剧性的故事，却没有人去关心她，似乎也永远无法关心到她。
接下来的滕兴善案，一个人被枪毙了16年之后，被误以为死了的人出现了。媒体对此没有充分报道，也许是因为，虽然它更戏剧性，但是主角已不在人间了，没有报道的效果。这里面可是有两条人命，如果真的阴阳相通，那就更热闹了。
不用说，还有最近的高莺莺案。在她坠楼四年之后，她的内裤上查出了父亲的精斑。在网络一片沸腾声中，只有她出来才能说得清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构思，是让他们混迹于民众对寻求真相寄予厚望的网络之中。比如，在有关他们的新闻的标题之下，内容被神秘地改写了，讲述了当年的真相。又比如，出现了一些无主博客，每天都在更新，怎么也查不出IP地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鬼，也就没有人对你刑讯逼供。

哦，这只是我，作为一介草民的愿望。

几年前，我和妻子参观卢浮宫的时候，发现各展厅里的介绍牌中有法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而没有中文。我们说，马上就会有了，因为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没想到，如今一些国外旅游景点在出现中文介绍之前，先出现了中文警示：“请便后冲水”、“请安静”……这的确让人尴尬。
昨天，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据报道，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场运动中的两个重要文本。原来，今年8月，境外媒体报道了中国游客在香港迪斯尼乐园中的诸多不文明行为，“引发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震动”。随后，领导批示要集中一段时间来提高公民文明习惯。于是，“自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81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之后，又一场自上而下的生活习惯改良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见9月28日《南方周末》）
作为这场宣传活动的序幕，有关部门抛出了中国游客不文明的话题，媒体应声而起，纷纷谴责中国人在海外旅游中的“丑陋”行为，甚至有人建议修改护照法，限制“不文明人”出境。
我自己有过若干次境外旅游的经历，不止一次地为同胞的不文明行为感到难堪。但是，在看了这些谴责和建议之后，深感其简单粗暴，自身也未必算得上文明之道，而且往往和出境不文明行为互为因果。
首先我要检讨自己的经历。我有过几次自助游，也有过一次团体游。自助游的时候，感觉更符合西方的文明；团体游的时候，则更像一个“丑陋的中国人”。
以我在罗马的一次经历为例。我和妻子来到一个叫西班牙广场的地方，虽然旅游手册上说这里很热闹，其实也就是人相对多一点，但大家都很安静，或坐着或参观，聊天也是轻声细语。作为两个孤单的异乡人，我们用不着在心里想什么民族尊严，想什么文明公约，本能地就不大可能高声喧哗，也不大可能做出别的不文明的事，只能安静地参观，偶尔小声交谈两句。
这时候突然地，从对面的名牌时装购物街冲过一队喧嚣的人马，不用说，是中国团体游客。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挎着最新款的相机和摄像机，兴奋地叫喊着。导游也高声招呼着，说只有半个小时，不能走散了。于是他们不便细细参观，就地轮番合影。最后集体留影时，有人展开一条横幅，又有人带领大家呼口号：“××（公司名）明年会更好!”连呼几次，并做举手做V字。
这群沸腾的中国人，自身也成为一道风景，引起路人围观。他们散去之后，广场又安静依然。毫无疑问，这也属于媒体抨击的中国游客的丑陋行为。当时我远远地站在围观者中，也为他们感到脸红。
但是我又仔细地分析了一下，觉得此类事情并不可以简单地拿游客个人素质做判断。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公司的福利活动，享受者也都是中上层职员。每个人都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恰好在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去过欧洲旅游（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被选中以后会不会拒绝？如果不拒绝，在这类活动安排中你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会兴奋地叫喊吗？你会疯狂购物吗（也许此生就这一次旅欧机会）？
我们在欧洲几国背包旅游的时候，常常被误以为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显然，中国游客给人的印象就是集体活动。集体活动中，你不高声说话别人就听不见，至少组织者要不停地喊话（不拿电喇叭就谢天谢地了），喧嚣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其弊端还不止于此，其他被列举的丑陋行为如插队、挡道、吵架、过度照相和购物、夹带自助餐等等，往往都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如果你观察进城的民工分别在独处时和扎堆时的表现，你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独处时由于害怕而谨慎观察和模仿，扎堆时则张扬自己的方言和习俗。从心理学上说，张扬和排斥都源自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本能，如同走夜路的人唱歌壮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集体活动中的游客在境外表现得比在国内更不文明。
接下来也许应该追问：公司为什么要拿旅游作福利，公务员为什么要以考察的名义搞旅游？这就涉及到薪资、税收政策和人事体制了。至于有些国家要求中国人非组团不能旅游，那又是另外的事了，不便在此讨论。但是有人会说：人家外国人也集体旅游，其表现也比我们文明，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正是我想说的核心意思：文明是一种积累，中国人从小被训练成的集体行动观念，已经被内化为潜意识。
如今要提高游客的个人素质，靠的也是集体吆喝、民族尊严、举国运动乃至粗暴立法，而不是对个人处境的体谅、对个人意识的强化和对个人责任的唤醒，即便不是南辕北辙，最正面地说，也只能说是以毒攻毒了。

今年的中秋节真是幸运，忝列于国庆长假之中，不用再眼巴巴地看着上班族急匆匆地往家里赶。他们可借这黄金周的假日，做充分的安排，气定神闲地望一回月亮。然而，巧合不会年年都有，明年还有没有这等便宜可占呢？这情形，正好转用苏东坡的一首中秋诗：“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不过这个担忧似乎可以免了，因为昨天各家媒体又有好消息发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日前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透露，由他提出的关于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的提案，已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式回函。据悉，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已指示有关部门抓紧统筹研究。
关心这件事的人们，可能觉得这个消息有点耳熟。去年各家媒体就轰轰烈烈地报道过一回：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就要进入法定假日的立法程序了。随后又有权威人士出来澄清：兹体事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立法程序的事，现在还难以确定。
事实上，纪校长等人的这个提案，已经连续交了三年，每年都成为媒体热点。就媒体报道来看，几乎没什么争议性，都是一边倒的倾向，甚至成了翻来覆去的老生常谈：法定节假日不能只体现政治性，也要体现文化性和社会性；传统节日是本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传统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内容，但没有时间去安排，而现有法定假日有时间但是缺乏文化内容，只有单调乏味的集体旅游。
一个社会普遍赞同的提案，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交上去，几年之后才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函，而且是因为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不同的意见都是些什么？抑或即使是没有争议的提案，按现有立法程序规定，一个回函也要三年时间？为什么媒体的热闹总是到提案为止？提案以上的程序只能秘而不宣吗？在我看来，回答这些问题，恐怕比中秋清明是否放假本身更加重要。
从传媒的角度看，在西方社会，对于这类事情，人们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谁提了一个方案——因为提方案实在是太容易了，人人皆可为之——而在于方案提交上去以后，国会中各派的意见如何，怎样进行辩论，结果会是怎样？无论立法司法都是如此。比如，《纽约时报》昨天的头条社论就是：“它究竟是谁的法庭？”谈的是美国最高法庭本周将要裁决的几个重要案子。去年布什总统大动作地任命了两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不免让自由派忧心忡忡。这个社论就是给大法官们提个醒：如果你们尊重先贤传统的话，就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美国最高法庭的九位大法官的政治倾向、法律素养乃至个人性情，媒体都可以如数家珍。就连判决谁做总统这样的大事，媒体也可以事先分析和预测。如果一项立法提案在国会争吵，媒体同样可以将各派甚至每个人的观点都清楚地报道出来，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到底是谁在赞同又是谁在反对，各自的理由是什么。而我们这里的立法和司法都喜欢把自己神秘化和娇气化，动辄说媒体干预了自己的工作，殊不知其实是自己干预了媒体的报道，也就是妨碍了民众的知情权。
比方说，民众从媒体中只知道传统节日放假并没有争议，也许是我们的官僚体制效率太低了，三年才写出一个回函。事实上，在提案之上的程序中未必如此，不同的意见肯定存在而且左右着立法进程。
1999年国务院决定春节、“五一”、“十一”各放假三天，加上倒休成为每年三个“黄金周”，此举的主要意图，是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而且立竿见影，当年的“十一”就实现旅游收入141亿元，此后年年增长，到今年春节旅游收入达到368亿元。
如此巨大的市场，必然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事实上，由于“黄金周”的一些弊端显露，2004年底，国务院就开会研究取消“五一”、“十一”长假，推行强制带薪休假。据称，利益部门铁道部、民航总局和国家发改委等都态度暧昧，国家旅游局则出尔反尔，先支持后反对。到了2005年初，国家发改委则抛出改成“每月小黄金周”的建议，仍然打的是单纯地制造新的旅游热的算盘，遭到普通反对。
有利益集团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他们对于某个提案进入立法程序有没有影响、如何影响，应该让民众知晓，不能在背地里进行，让媒体制造没有争议的假象。
中秋将至，倘若立法和司法程序也能皎如天上月，不仅光耀大地，而且供人观赏，那才真的是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