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女士去世，是本周媒体报道的重点。据我观察，各大媒体都拿出了自己认为可以拿出的最大空间，缅怀这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前国家主席夫人。缅怀的内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她的传奇人生，二是她晚年的从容淡定，但对于这二者之间的逻辑转换，媒体都交代得不够清楚。
王光美女士出身于民国官宦家庭，受教会大学的理工科教育，立志成为居里夫人，却在赴美留学前夕转往延安，后成为共产党领袖夫人。在经历了建国后的一段幸福生活之后，她和丈夫刘少奇于“文革”中遭受批斗、侮辱和折磨，并被投入监狱12年。在此期间，刘少奇悲惨地离世。出狱以后，王光美任职于全国政协，后又创办扶持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
她以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一段坎坷的历史。尤其是作为领袖夫人，经历了建国前后的风云际会；又以一个妻子的身份，经历了国家主席被红卫兵批斗和折磨这个离奇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她的经历非常珍贵。
在这些传奇经历中，她的感受和思考也非常珍贵。尤其是在熬过了12年牢狱生涯之后，在得知丈夫已经在多年前不知所以地死去之后，她是如何去寻求和面对历史的真相，如何抚平自己内心的创伤，并于晚年组织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后人大聚会，“一笑泯恩仇”？这些答案都非常珍贵。
从现有材料看，年轻时的王光美是勇敢、执著而又深情的。她多次回忆和丈夫在批斗间隙的最后一次见面，多次表达自己在苦难中的信任和爱，“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据报道，从清华批斗的文献资料看，“王光美即使在那样极端的气氛下，每一句回答仍充满着对抗、保留和智慧，执著捍卫自己的丈夫”。这样一种性格的女性，承受自身冤屈和丧夫之痛一定非常不容易，从剧烈的痛苦转变为从容淡定也一定非常不易。
然而媒体的报道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她在一夜之间就看开了，参透了历史和人生，从一个相信革命和斗争的女人，摇身变成具有某种宗教情怀的原谅一切的老太太。媒体甚至把她晚年的姿态当作一种可供玩味的资源，称颂她在从容淡定中“优雅地离开”。假如王光美女士曾经为真相和痛苦作过挣扎和努力，那么这种报道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误导读者。
经历苦难之后，我们在称颂从容淡定的时候，很难把它和鼓励遗忘区分开来；在鼓吹宽容谅解的时候，很难把它和追求真相区分开来。仿佛我们只要换一种姿态，一切就可以改变。无论是国际纷争，还是国内矛盾，我认为南非前开普顿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在解决南非民族和解问题时给出了最好的理论和方法：真相是和解的前提，和解是真相的目的。
事实上，从仅有的材料看，王光美女士也许并非像媒体所误导的“万事皆空”的晚年形象，她多次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甚至还接受多次系统的专门访谈回忆自己的一生，汇成《王光美访谈》一书出版。根据介绍，此书近500页，全书共33万多字，70幅照片，内容不仅涉及中国共产党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还包括红色家庭生活细节、夫妻文革悲惨遭遇等，“披露了很多以前从不为公众知晓的秘密”。
仅此就可以证明，晚年王光美对于留下历史真相有着强烈的兴趣，也有着不小的贡献。而这些，我认为，比媒体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优雅的姿态”要重要得多。

昨天是鲁迅逝世70周年，巴金逝世一周年，有人说，我们的电影为什么不学学这些前辈大师，创作一些严肃地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品？还有人说，为什么不多拍些这些大师的作品，却要让观众掏一个亿来看你改编《哈姆雷特》，而且是改编成莫须有的中国古代宫廷戏？好不容易有一个总算现实主义的《雷雨》被改编，却被拉到跟原剧本背景风马牛不相及的唐朝去了。
这些批评其实是借文学大师的祭日新瓶装旧酒，是被很多人反复感慨的中国电影为什么不会讲述自己的现实（故事或者情绪）。但是我猜想，假如鲁迅和巴金能够托梦，他们一定会告诉世人：眼下的艺人们，还是不要理睬他们更好。
仔细算起来，鲁迅和巴金的作品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经很多了，艺术上各自可圈可点，但总体上来说，正如鲁迅后人怪罪的，是被政治化了，简单化了。他们所思所写，更多在于人性而非政治，在于悲愤和凄苦，而不是斗争和胜利。这一点似乎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是也隐含着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一说到人性，大家就以为是要把鲁迅塑造成幽默、情趣、慈爱的形象，把巴金的作品主要理解成爱情的冲突。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概念化理解，跟此前的阶级斗争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当今的电影大师们都喜欢学好莱坞的大片？就是因为那个东西概念化，有一个模式可以照搬。如果学欧洲电影，他们就会不知所措。说到底，他们没有能力拍出自己的东西。鲁迅和巴金的作品，并不多么高深莫测，但是对于这些电影导演和明星来说，已经很难理解了，更不要说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
前不久曾有一场讨论，思想界痛批文学界脱离现实。有学者总结说，当今作家一缺政治常识，二缺历史常识，三缺人文关怀。如果把这些条件放到导演和演员身上来对照，那就不是一般的缺乏了。不要说范冰冰错当刘胡兰为抗日英雄、蔡依林不知三国乃魏蜀吴、李玟要请岳飞写歌词这样的新闻，就是那些最牛的大导演、那些最红的电视主持人，他们读了多少书、想了多少事？刚刚有媒体报道，圈内人纷纷寄望“名气大了”的冯小刚，“希望他有更好的文化修养走得更远”。
想想这些导演和明星的读书经历，想想他们整天都在忙乎些什么，他们的无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从我们的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机制来看，很难想象有受过良好的政治、哲学、历史乃至文学教育的人成为娱乐业的大腕。但是为什么人们动辄寄厚望于电影呢？这是因为娱乐的话语权太大了，尤其在中国，几乎只有他们的声音响彻九州，相当于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却占据着皇帝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
娱乐的话语权过度发育，一方面是因为本行业厚颜无耻的自我炒作。《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电影都分别被他们自己吹捧成划时代的杰作，从来不懂得脸红，并采用各种手段将观众骗进影院。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其他公共表达领域的无所作为。在美国，好莱坞人固然比我们的同行更厉害，掌握很大的话语权，但是他们并不总是最耀眼的明星，第一明星肯定是布什和他的班子，其次是一些重要的社会性话题，比如同性恋婚姻、美军虐囚等，明星们也不得不借助这些话题来提高自己的声誉。
导演不学无术，明星无知无畏，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也有奋斗和成功的权利。可怕的是，全社会都认同了他们的话语权，都寄望他们成为大师，如果成不了大师就骂声一片。其实，当无知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悲剧，一个集体悲剧中的一个耀眼的角色。
鲁迅和巴金都对世俗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巴金说不希望开追悼会，免得听人对着骨灰盒说假话。鲁迅说得更明白，说文人最大的悲哀在于死后还被“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并不把大师和知己的美梦寄托在无知者身上，正是他们相较于芸芸大众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