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月 2006 ↓

有人问，那些声名卓著的新闻前辈，比如大胆揭露段祺瑞政府恶行的邵飘萍、老是让各国政坛领袖难堪的法拉奇，以及大多数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假如他们生活在安徽，能凭上新闻技术职称吗？答案是：不能，因为最近安徽省人事厅颁布了一个职称评审标准，要求编辑记者每年要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刊播一定数量的正面报道安徽的稿件，才具有评定副高以上职称的资格。
这是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问题，因为即使没有这个最新规定，那些新闻前辈在安徽也未必能得到认可。但是这个最新规定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信号，它把原来属于宣传纪律范畴的要求写进了行政法规，用量化的指标考核新闻工作者正面宣传地方形象的报道。规定中对于正面报道数量还有具体要求，根据岗位不同，少则一篇，多则30篇；同时还制定了对于“导向错误”的负面报道的惩罚措施。简单地说，就是你非夸我多少次不可，骂我就得小心受罚。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完全做到心中有数：不管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每年都可以保证有那么多正面报道刊播在指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极端地说，就算天天发生坏事情，好消息也会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耳朵里。
尽管荒唐之处这样明显，但是地方官员仍然振振有词：一个拥有副高级职称的新闻工作者，怎么能连正面报道都不会写呢？或者说：问题虽然客观存在，但是你老去写它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多做正面报道有利于宣传地方形象。
听起来，这些话也言之成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关键之处，在于新闻观念的混乱。最近几年，中央领导一再要求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其实舆论监督是一个新的观念。在此前，新闻媒体一直是当作宣传工具、政治工具（如阶级斗争工具）来使用的。这两种观念如果同时存在，就会发生混乱。
新闻是什么？一位美国学者说过，定义新闻比发现新闻还难，因为它不需要定义。谁都知道，新闻就是新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过去发生而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个朴实的定义就决定了新闻的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这个需求被越来越重视，直到把它当作言论自由，从而又和获得真理联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就认为，禁止新闻自由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知情权，其实就是新闻的这个基本功能。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在政治上发现了宪政民主制度，从而将权利分工和制衡作为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观念。新闻被纳入了这种权利分工和制衡的体系，决定了它比指向真理更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指向权利的舆论监督。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认为，自由报刊应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制衡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中央领导所强调的舆论监督，本来就应该是宪政制度框架下新闻这个新的社会功能。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为了强化这个功能，世界各国及联合国出台了很多保护新闻自由的法规和条约。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新闻报道和官员名誉发生冲突，法律和社会观念都明显偏向于新闻媒体，如美国六十年代著名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就对没有“明显故意”的媒体损害官员名声的情况予以豁免。
再回过头来看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无论是新闻最基础的知情权，还是衍生而来的监督权，都与此没有逻辑关系。这个提法出现在特殊的斗争时代，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被划分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用来有意识有计划地制造舆论和引导舆论。它与上述两种功能不能并存。如果要强调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则可能歪曲信息，更无法完成监督。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提法，在现代新闻传播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给一个外国记者听，他可能不知所谓。
如果安徽省要考核政府宣传员，用正面报道的要求是合适的；对于新闻记者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来说，这个要求实在是太不专业，应当予以废除。

几天前翻阅《纳兰词笺注》，又看到这首《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我捧着一本纳兰性德词选，苦苦吟哦的情形。那时候刚离开大学校园不久，没有工作，一位老师就经常帮我找点事情做，由此为书商写了好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纳兰性德词新解。在这个工作中，这首《长相思》令我感慨万千。

那是九十年代初，社会上浪荡着很多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既找不到工作，也不屑于到国家单位去上班。和当时整个国家一样，我们眼前一派茫然，但内心还是怀着某种信念。所以，我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就假想了一段山高水深、风雪交加的征程。在这段征程中，我们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同时内心又充满了痛苦和惆怅。

而如今我对这首词感兴趣的地方，更在于它最末的那一句：故园无此声。故园者，故乡也，家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些词语敏感起来，同时也惶惑起来。

山高水深不是最可怕的，风雪交加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前后几代人，或多或少地，都有过丧失家园或逃离家园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经历曾经壮怀激烈地发生，随后心安理得地度过，现在则开始显现出惴惴不安的后果来。

我没有王小波那样幸运，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从父亲的藏书里对古希腊着了迷，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直到上高中，我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那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小城特里尔。从求知欲上说，大英图书馆也很有诱惑力，因为马克思刻苦攻读时在那里踩出了两道脚印。

在这种教育中，传统文化是被否定的东西，本土的每个人和每样事物都处于被改造以致进步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道理上怎么讲得通呢？这套价值体系也能自圆其说，首先它划分了社会阶级，其次它划分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被否定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落后的区间和时间中去。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热。这场文化热，虽然先前也有了好长时间的暗流，但是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还是有如轰然洞开的天光，令人狂喜而又晕眩。少年的凌云壮志顿时变成了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和迷惘。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只有一个系，那就是西哲系，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读除马恩著作之外的各种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如饥似渴而又不成系统的阅读，使我们都变成了图书馆里的无头苍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国出了问题。不仅现实社会出了问题，而且自古以来就有问题。甚至，不仅是人的问题，更是地理环境的问题。我在将信将疑地读了几本地缘文化宿命论的书以后，有一种绝望的气息笼罩在心头，忍不住地生出逃离的念头。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杂志上一篇小说，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那种被别人喊破内心隐秘的激动。

有一天晚上，我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叫“我的丑陋的故乡”，历数故乡山水贫瘠、文化委顿、经济落后的情形。然而，写完以后，我并没有感到痛快，而是遭到两种情绪的突然袭击，一种是数典忘祖的耻辱感，一种是脚下失去地基的空落感。我痛苦万分地将稿纸撕碎了，扔到窗外。

那是一个朗诵一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要流泪的年代。但是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纠缠。从书本上，我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开始接受以近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公民国家概念，认为国家乃是公民授权的权力组织，从而把它从祖国这个含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同时，我开始理解个人主义，从个体出发寻求普世价值观，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万族为一本，天下为一家。这在中国古代叫世界大同，现在则叫全球化。

其实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精神的故园，也就是灵魂在土地上的归宿问题，却可以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十多年的的新闻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于弄清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忙于思考解释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也忙于个人的生计。

我不得不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现实——乡村的贫穷与愚昧，城市的无序与功利，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民众的盲目与异化，他就越是对那些浅薄地赞美家园、歌颂故乡的声音投以警惕的眼神。

后来我到美国去访学，又到欧洲去旅行。我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去了雅典，去了罗马，去了巴黎，还有纽约等等，这些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发生现场，和各种肤色的人接触。一方面，这些直观的感受和先前的知识一起，加强了我的世界主义观念，让我看到未来世界大同的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甚至在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每一个灵魂依然需要一个它所归依的故园。

在美国，我接触到一些华侨，他们数十年没有回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总是动情地赞美中华文化，遥想东方家园。我当然首先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很想给他们讲讲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中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魂牵梦绕地想要回故乡，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发现时间严重扭曲了记忆，在故乡并不能找到归属感。正如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奈保尔回印度，去寻找血缘上的归属感，一年以后却绝望而愤怒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先的，异乡人。

我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从这些故事中理解了那些华侨。随后，极度伤感地，我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说，《无知》中讲述了两个逃离故乡的人终于失去归属感，而我，我们，难道不是，身处故乡却从来没有找到归属感吗？

我开始感觉到，这么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我在报纸上写的专栏文章，都始终有一个幽灵紧跟在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呻吟：

故园无此声。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乡下访问，在唐风十足的建筑和礼仪中，传来琉球三弦的乐声，很突然地，我好像感应到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的召唤，惊起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原来我是东方人。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思考文化上的灵魂归属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没错，我们的确从柏拉图那里，从罗素那里学到了知识，但是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说我的精神家园，就在雅典或者英伦。

为什么不向本土，向我们真正的家园求助呢？前不久，我在广东从化参加了一次盛大的中国儒教成立大会。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笃信儒教救国的学者，他们的灵魂有了多么好的安顿，假如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是我在仔细地聆听之后，的确无法认同那些漏
洞百出的宣讲，甚至怀疑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欺欺人。

难道我只能，要么放弃这个问题，斥之为矫情，要么继续挣扎在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之中？

本文应约为《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一书而写。该书为曹保印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王光美女士去世，是本周媒体报道的重点。据我观察，各大媒体都拿出了自己认为可以拿出的最大空间，缅怀这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前国家主席夫人。缅怀的内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她的传奇人生，二是她晚年的从容淡定，但对于这二者之间的逻辑转换，媒体都交代得不够清楚。
王光美女士出身于民国官宦家庭，受教会大学的理工科教育，立志成为居里夫人，却在赴美留学前夕转往延安，后成为共产党领袖夫人。在经历了建国后的一段幸福生活之后，她和丈夫刘少奇于“文革”中遭受批斗、侮辱和折磨，并被投入监狱12年。在此期间，刘少奇悲惨地离世。出狱以后，王光美任职于全国政协，后又创办扶持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
她以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一段坎坷的历史。尤其是作为领袖夫人，经历了建国前后的风云际会；又以一个妻子的身份，经历了国家主席被红卫兵批斗和折磨这个离奇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她的经历非常珍贵。
在这些传奇经历中，她的感受和思考也非常珍贵。尤其是在熬过了12年牢狱生涯之后，在得知丈夫已经在多年前不知所以地死去之后，她是如何去寻求和面对历史的真相，如何抚平自己内心的创伤，并于晚年组织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后人大聚会，“一笑泯恩仇”？这些答案都非常珍贵。
从现有材料看，年轻时的王光美是勇敢、执著而又深情的。她多次回忆和丈夫在批斗间隙的最后一次见面，多次表达自己在苦难中的信任和爱，“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据报道，从清华批斗的文献资料看，“王光美即使在那样极端的气氛下，每一句回答仍充满着对抗、保留和智慧，执著捍卫自己的丈夫”。这样一种性格的女性，承受自身冤屈和丧夫之痛一定非常不容易，从剧烈的痛苦转变为从容淡定也一定非常不易。
然而媒体的报道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她在一夜之间就看开了，参透了历史和人生，从一个相信革命和斗争的女人，摇身变成具有某种宗教情怀的原谅一切的老太太。媒体甚至把她晚年的姿态当作一种可供玩味的资源，称颂她在从容淡定中“优雅地离开”。假如王光美女士曾经为真相和痛苦作过挣扎和努力，那么这种报道显然是不公平的，甚至误导读者。
经历苦难之后，我们在称颂从容淡定的时候，很难把它和鼓励遗忘区分开来；在鼓吹宽容谅解的时候，很难把它和追求真相区分开来。仿佛我们只要换一种姿态，一切就可以改变。无论是国际纷争，还是国内矛盾，我认为南非前开普顿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在解决南非民族和解问题时给出了最好的理论和方法：真相是和解的前提，和解是真相的目的。
事实上，从仅有的材料看，王光美女士也许并非像媒体所误导的“万事皆空”的晚年形象，她多次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甚至还接受多次系统的专门访谈回忆自己的一生，汇成《王光美访谈》一书出版。根据介绍，此书近500页，全书共33万多字，70幅照片，内容不仅涉及中国共产党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还包括红色家庭生活细节、夫妻文革悲惨遭遇等，“披露了很多以前从不为公众知晓的秘密”。
仅此就可以证明，晚年王光美对于留下历史真相有着强烈的兴趣，也有着不小的贡献。而这些，我认为，比媒体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优雅的姿态”要重要得多。

昨天是鲁迅逝世70周年，巴金逝世一周年，有人说，我们的电影为什么不学学这些前辈大师，创作一些严肃地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品？还有人说，为什么不多拍些这些大师的作品，却要让观众掏一个亿来看你改编《哈姆雷特》，而且是改编成莫须有的中国古代宫廷戏？好不容易有一个总算现实主义的《雷雨》被改编，却被拉到跟原剧本背景风马牛不相及的唐朝去了。
这些批评其实是借文学大师的祭日新瓶装旧酒，是被很多人反复感慨的中国电影为什么不会讲述自己的现实（故事或者情绪）。但是我猜想，假如鲁迅和巴金能够托梦，他们一定会告诉世人：眼下的艺人们，还是不要理睬他们更好。
仔细算起来，鲁迅和巴金的作品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经很多了，艺术上各自可圈可点，但总体上来说，正如鲁迅后人怪罪的，是被政治化了，简单化了。他们所思所写，更多在于人性而非政治，在于悲愤和凄苦，而不是斗争和胜利。这一点似乎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是也隐含着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一说到人性，大家就以为是要把鲁迅塑造成幽默、情趣、慈爱的形象，把巴金的作品主要理解成爱情的冲突。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概念化理解，跟此前的阶级斗争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当今的电影大师们都喜欢学好莱坞的大片？就是因为那个东西概念化，有一个模式可以照搬。如果学欧洲电影，他们就会不知所措。说到底，他们没有能力拍出自己的东西。鲁迅和巴金的作品，并不多么高深莫测，但是对于这些电影导演和明星来说，已经很难理解了，更不要说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
前不久曾有一场讨论，思想界痛批文学界脱离现实。有学者总结说，当今作家一缺政治常识，二缺历史常识，三缺人文关怀。如果把这些条件放到导演和演员身上来对照，那就不是一般的缺乏了。不要说范冰冰错当刘胡兰为抗日英雄、蔡依林不知三国乃魏蜀吴、李玟要请岳飞写歌词这样的新闻，就是那些最牛的大导演、那些最红的电视主持人，他们读了多少书、想了多少事？刚刚有媒体报道，圈内人纷纷寄望“名气大了”的冯小刚，“希望他有更好的文化修养走得更远”。
想想这些导演和明星的读书经历，想想他们整天都在忙乎些什么，他们的无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从我们的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机制来看，很难想象有受过良好的政治、哲学、历史乃至文学教育的人成为娱乐业的大腕。但是为什么人们动辄寄厚望于电影呢？这是因为娱乐的话语权太大了，尤其在中国，几乎只有他们的声音响彻九州，相当于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却占据着皇帝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
娱乐的话语权过度发育，一方面是因为本行业厚颜无耻的自我炒作。《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电影都分别被他们自己吹捧成划时代的杰作，从来不懂得脸红，并采用各种手段将观众骗进影院。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其他公共表达领域的无所作为。在美国，好莱坞人固然比我们的同行更厉害，掌握很大的话语权，但是他们并不总是最耀眼的明星，第一明星肯定是布什和他的班子，其次是一些重要的社会性话题，比如同性恋婚姻、美军虐囚等，明星们也不得不借助这些话题来提高自己的声誉。
导演不学无术，明星无知无畏，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也有奋斗和成功的权利。可怕的是，全社会都认同了他们的话语权，都寄望他们成为大师，如果成不了大师就骂声一片。其实，当无知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悲剧，一个集体悲剧中的一个耀眼的角色。
鲁迅和巴金都对世俗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巴金说不希望开追悼会，免得听人对着骨灰盒说假话。鲁迅说得更明白，说文人最大的悲哀在于死后还被“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并不把大师和知己的美梦寄托在无知者身上，正是他们相较于芸芸大众的过人之处。

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祭日。
照惯例，有很多纪念活动。

我们在想：什么是最好的纪念？
从眼前看，那是政府号令、领导出席、群贤毕集，规格越高越庄严，场面越大越隆重。
从长远看，则未必。最好的纪念一定在民间，在世俗生活之中，在不拘一格的形式之中，譬如端午之于屈原，圣诞之于耶稣，时移世易它不变，历朝历代它不改。
于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专题：鲁迅在民间。

有多少著述专门研究鲁迅的民间意识和鲁迅作品中的民俗描写，因此可以说，鲁迅本来就很民间很世俗。
但是后来他进入庙堂了，而且越来越高，高到无人企及，令人多望几眼都会头晕。再后来，有人出于对这高的不适和反感，愤然掉头而去，甚至埋头唾骂。骂的内容，大概是说他太刻薄太狭隘，不仁厚不宽容。
这时，热爱鲁迅的人，赶紧出来论证说，先生不单有一腔孤愤，更有满怀幽默，不单骂骂咧咧，也很热爱生活。
令人悚然想到：“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野草•墓碣文》）恍若先生留下的谶语。

这并不是说，这些争论都没有根据，没有意义，只是稍有不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章节，鲁迅是否也在劫难逃？
我倒是觉得，无论怎样微笑和慈爱，鲁迅的最大文化遗产，显然在于他的孤愤与悲凉，在于他的清醒与尖锐，在于他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执著。这些东西，当然不是谁都喜欢的，如果有人站在某种角度看着不舒服，甚至很反感，那也只能由他去。
千万别妄想鲁迅是一个完人，你说刻薄好我就说他一个都不宽容，你说小资好我就说他写过凄美的《伤逝》，你说仁爱好我就说他如何提携文学青年。总之，就像我传统文化一样完美，人家有的我都老早就有。

鲁迅对死相当敏感，尤其对死后遭人利用非常不安，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甚至不准开追悼会、出纪念册（《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他那段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好在，本专题并不是要参与上述宏论，也不谬托知己，只是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看看鲁迅死后，这个名字和它代表的东西在民间的存在与演绎。
你也可以说，既然民间的纪念才是最好的纪念，那么这也是一个检验。通过这些对世俗社会的考察，你也许可以揣摩：鲁迅将会永远被人纪念吗？他能被纪念多久？

星座、字迹、商业、试题、艺术、印象……
请不要告诉我们，这样的纪念不够庄重、严肃、宏大，而是庸俗、功利、琐碎，甚至没有逻辑，没有结论。
我们想要你知道，这就是民间社会，这就是世俗生活。
我们想要你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纪念。

贴一篇旧文。三年前为《南方都市报》宋美龄纪念特刊写的前言。

问号编织成的花圈
——祭宋美龄

长平

如果天上真有一颗流星划过，它从何处开始，又向何方坠落？
纽约深秋的一片树叶，如何知道台北初春的一树梨花，如何感受南京盛夏的一片骄阳，如何聆听重庆寒冬的一声残鸦？
她是否伫立在大西洋的岸边，回想太平洋上空的烟云？
她是否向西方的上帝，讲述东方的人民？
一个世纪是多么漫长，她一直在耐心地等待？
一个生命是多么脆弱，她一直在顽强地坚持？
美貌，金钱，权力，爱情，曾经拥有的一切，什么最让她留恋？
战火，争斗，离散，嫉妒，在那艰难时世中，什么最令她痛苦？
她曾经楚楚动人，优雅地穿梭在权力的舞台上；她曾经技压群芳，巧妙地周旋在东西文化之间；她曾经狼狈不堪，面对无法扭转的失败；她曾经心灰意冷，在感情的裂缝中无所适从。在晚年的岁月里，她时常回想呢，还是努力淡忘？
她的香艳弥散在混浊的历史隧道，她的爱情交织着政治阴谋，她的财富曾经被人诅咒，在临终的时刻，她为自己辩护呢，还是为过去忏悔？
在动荡离乱之后，在是是非非之间，她如何面对历史与现实？
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另一个世纪的开端，她是否感觉到时间与空间？
一个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奋斗，哪些是她的功劳，哪些是她的罪过？
有多少将被掩埋，有多少将被揭露，有多少将被宽容，有多少将被拯救？
她见证了那么多风云际会，她度过了传奇的一生，但她拒绝留下任何传记；她的家族雄霸一方，笼罩一个时代，但她独自在他乡找好了墓地。
她为什么不说话？
她为什么不回家？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纽约辞世。
她活了106岁。

如果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报刊读者，你基本上会认为中国的下一代完蛋了——浑身上下散发着“骄娇二气”的“小皇帝”（这两个词就是专门为他们发明的），没有生活能力，没有远大理想，没有传统美德，没有社会责任，真是一无是处。那时可不是少数人这么想，全社会所有主流报刊都在讨论这个话题。读者“跟帖”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都是写在信纸上跑到邮局去寄，但是只要讨论“小皇帝”，报刊社收到的读者来信都会用麻袋装，每个麻袋里都充塞着对祖国未来的忧虑。
转眼间小皇帝长大成人了，再回头看看那一场举国上下齐蹙眉的讨论，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自从人类开始繁衍，代沟就一直在那儿，中国人永远都在抱怨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大人们突然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理直气壮，于是放开喉咙数落了一通。叫“小皇帝”类似于叫“小祖宗”，其实是长辈们在后辈教育问题上无能为力时的嗔怨，甚至是撒娇。
独生子女的确带来了新的成长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其幼时的寂寞与交流，比如其婚后一对小夫妻供养四个老人，等等。但是，当时人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社会体制对人的影响恐怕大于家庭环境，新一代在更开放更包容的社会中长大，他们身上的缺点并没有当初说的那么严重，优点却明显多过上一辈。
2004年雅典奥运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超越前辈的成绩，世界惊呼体坛出现了新的力量。我注意到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3.3岁，正好是八十年代的“小皇帝”。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观察，发现当年父辈担心的东西仍然在他们身上存在，却很难说是缺点了。我的总结是：
——他们更加从容，不仅没有硬将“强国梦”之类的重担压在自己肩头，即使是赛前产生过分的紧张也会求助于心理医生；
――他们更加真实，不仅要以金牌报效国家，也要将之与父母分享；
――他们更加个性，言行不再千篇一律，喜怒哀乐各有风采；
――他们更加多元，既要刻苦训练也要享受生活，既怀揣各种原因而来也抱着各种打算而去；
――他们更加开放，正如外电报道说，中国“引进了”不少外国教练，而且从不回避说采用了外国的技术和策略；
――他们更加理性，同时也更加感性；他们更加强壮，同时也更加漂亮；
……
我在这里重复，是因为我认为不单是体育如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统计分析，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如今社会还有很多问题，但大多恰好是因为他们父辈的“骄娇二气”：思维的僵化，情感的傲慢，对权力寻租的依附，对创新能力的压制，等等。即便是在家庭之中，他们已经在寂寞的“独生”中成长起来了，父辈们则面临如何在寂寞的“空巢”中安然老去的问题——未必能比他们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