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九月 2006 ↓

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广州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广州是一个流动的城市。

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是在模仿海明威。功成名就的作家海明威，在回忆清贫上进的文学青年海明威时，对曾经厚待他的巴黎一往情深。后边那一句的原话是，“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广州当然不敢担当这么高的荣誉。

中国倒是有一个城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但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得把这段话改为“如果你不幸……”才合适用来描述它。因为在我看来，海明威所珍视的，是文学艺术所需要的那种自由自在的，富有创造性的氛围。

广州深为人所诟病的是它的脏乱差。这脏乱差也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应该诅咒的，即市政管理的无序，社会治安的失控，行为举止的不良；另一个是应该赞扬的，乃城市所具的包容精神，市民所持的平等意识，浸透在每一块砖石里面的市井文化，和弥散在每一条街巷后面的自由感觉。

为脏乱差辩解当然是极不明智的，不过到过巴黎或者纽约的人都知道，香榭丽舍大街也好，第五大道也好，肯定不如深南大道那样光鲜，不如南京西路那样整洁。至于那里的地铁站台，涂鸦的涂鸦，卖唱的卖唱，简直是乱七八糟，不像我们这里总是听见广播里在喊“共同抵制乞讨和卖报，共创文明的乘车环境”。

在广州，我常常乘车到购书中心，然后步行到天河广场购物，其间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通道两边总是拥挤着各种各样的人们，乞讨的，卖唱的，摆地摊的，闲荡的，只要不是治安清理的重要日子，大多相安无事，悠游自在。每当到此，我都觉得这才是一个文明环境。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并不是看它的街上有多少达官贵人、高级轿车经过，而是看它是不是让流浪汉也过得快乐。

广州街头最不堪的景象，是即使在高楼林立、华光丽影的天河区，也有那么多衣衫不整甚至蓬头垢面的人充斥其间。这是跟巴黎纽约所不能比拟的。不过不要忘了，那些城市里高雅时尚的人们挤满街头，并不是政府专门挑拣来美化市容的，而是因为人家本身就是那样的，有钱买衣服，有地方受教育，哪怕是乡下人。

有一个旅游网站介绍说，“广州在远古时曾是一片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这真是一句地道的废话，有多少城市远古不是森林的？是荒漠是海洋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我倒是很喜欢这个介绍，不是因为白云山上的密林浓荫，不是因为街道两旁的奇花异草，而是因为它让人想到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个城市本是世俗文化的天堂，但同时也有小资生活的榜样，有风花雪月的歌吟，也有铁肩道义的文章。

北方有人把佶屈难懂的粤语戏称鸟语，其实站在粤语的立场看，普通话又不何尝不是另一种鸟语？而广州，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语言歧视的城市。在北京上海甚至一些小城市，在某些场合，本地方言总是显出排他性的优越感来。学习地道的本地话，成为外来人不仅在日常实用上，更在精神认同上安身立命的奋斗目标之一。在广州，鸟语与鸟语之间，互相信守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准则。学习粤语，更多是为了纯粹的便利、知识甚至娱乐的目的。

鸟语之外，更值得一说的是花香。都知道广州是一个花城，都知道鲜花很美丽，但是广州花市未必就是外地人所想象的那种美丽。那种美丽往往是精致的，是一个花盆一个花盆摆放出来的，但在广州花市上，在没有北方吹雪花飘的阳光和煦的腊月间，那些突然涌现街头的鲜花就像农贸市场上的红薯一样，是堆出来的。即使它们被搬进了客厅和阳台，也像是家里的萝卜白菜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添加的装饰品。要说美丽，那么它们就像是红薯、萝卜和白菜一样美丽。

那么多鲜花，科目繁杂、色彩形状各异的鲜花堆在城里，抢地盘似的，哪里来得及精致地美丽？叠床架屋之姿，本身也在消解着精致和灵巧。这里更多的是自由开放的激情，不怕丢人的张扬，对大吉大利的坦坦荡荡的祈望，如果说有一种美丽的话，那也是世俗的艳丽。

不避艳俗正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基础。它不矫情虚饰，不讲规矩，无所顾忌。在风景如画的白云山麓，有一片湖水叫麓湖，湖心一亭，叫鹿鸣酒家，一个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幽思之处，但是如果你赶早茶的时间前往，会发现人们毫不怜惜地静中取闹，跟城市里其他早茶地方一样，热腾腾无数桌，闹哄哄一大片。

我曾经常去的是鹿鸣酒家旁边的一个竹林餐馆，上百张餐桌摆在翠竹修篁里，灯光映着竹枝竹叶，酒令和着虫鸣鸟声。这家餐馆左边紧挨着是一家道观改成的古风茶肆，右边不远有一家建在山坡树林间的现代酒吧。这种对闹与静、新与旧的自由穿越，的确需要一种文化的雅量。

从文化传承上说，真正的广州是在荔湾区，在上下九一带，在西关风情。上下九已经很有名了，但是它没有一阔脸就变，虽然也有过一些粉饰，但由于粉饰功夫比别的城市街道，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两侧，差得远了，所以还基本上保持了朴实无华的本性。物价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一位从上海去的女孩告诉我说，那里简直是购物的天堂，东西像是免费送的。

从上下九往南，可步行到沿江大道。我个人认为这是广州最漂亮的地方。江河穿过城市，本非广州一地，但江河与城市融为一体，除广州之外并不多见。成都的府南河太窄，南京的秦淮河太短，杭州的钱塘江太急，北京的护城河太幽深，武汉、南京的长江太独立，上海的苏州河太局促，黄浦江又太傲慢，惟有珠江，既有水量，又很安详，和城市既相濡以沫，又相忘于江湖。夕阳下，沿江而行，风从水面吹来，晚霞从天空散落，把城市染成了原野的色彩。波光粼粼的两岸，那些新楼与旧屋，仿佛岩石与树，相安无事地，相处了千年。

如果是在二沙岛，倚栏望江，又是另外一番情景。这里位置比较低，满城的喧嚣，都浮在了上头，悄悄地安静着，也默默地空旷着。偌大的草坪中间，独立着一棵大树。草坪的一头，是广东美术馆，和一个一半室内、一半露天的酒吧，再往前是状若临江欲飞的天鹅的星海音乐厅。沿江而行，幽雅而洁净，是不同于天河城旁边的地道的另一种选择。

酒吧让我想起了夜晚。如果白天是紧张忙乱的话，夜生活就是一声长长的喘息。白天的工作愈繁重，夜晚的喘息就愈漫长。在上海，很多人过夜生活是为了品味和优雅，而在广州，人们去酒吧更多是为了放松和找乐。前者是生活的饰物，而后者则是生活本体的一部分。那些夜晚，那些和各种各样的朋友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消磨掉的夜晚，如今我除了怀念之外，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如今我在另一个城市，想起自由包容的广州，除了怀念之外，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长平
谁是谁非

上海一位心理学教授发出网络驱逐令，讲述一位来自英国的外教在其博客中记录玩弄中国女人的细节，并侮辱中国男人、鼓吹分裂中国。此令一出，网民群情激愤，传统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遗憾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查明博客主人的身份。又有国外媒体报道说，该博主自称是一个五人行为艺术组，分别来自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他们虚构了博客内容，目的是为了测试中国网络管理及民众心理，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有人猜测，该博客就是上海那位心理学教授编造出来的，为了做一项心理学研究。人们在经历了真实的痛苦和愤怒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当作了一个试验品，这听起来很像一个电视剧的情节。
现有的材料并不能充分证明试验之说的成立。但是，无论是流氓外教实有其人还是仅仅是一场心理测验，首先应该遭到谴责的都是博客主人。无论他是哪国人，任何对人的欺骗、玩弄和辱骂应该遭到唾弃；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用这样的内容来测验大众，都是违背科学伦理和人文精神的。西方人的《圣经》早就告诉他们，试探人们的情绪是错误的，更何况是用这样粗鄙的方式。
另一方面，不管该博客是不是试验，网民们已经主动交出了一份答卷。从这分答卷，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假如这件事真的发生过，最生气最受伤的并不是那些被玩弄被欺骗（也不排除完全知情却也心甘情愿）的中国女人，而是一些从法律上与此毫无瓜葛的中国男人；假如这是一场试验，那么被玩弄被欺骗者就直接成了这些中国男人。
既然从施害者方面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起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那么从受害者方面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检讨的地方呢？至少有这样一个问题需要解答：为什么可以虚拟玩弄女性从而真实地玩弄男性？
女权主义者可能觉得这些男人是活该，因为他们把女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寄托自己的家国和族群的男权观念。这些家国和组群的观念，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来源。
民族主义情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真正能够超出它从而成为世界公民的人恐怕并不多见。但是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情绪却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很多教育体系中，它是一种最容易被利用的东西，有些暗示已经内化，在很多情况下会成为条件反射。比如，受了国人的欺负，你的反应可能是他代表一个个体；受了外国人的欺负，你的反应可能是他代表一个种族。
流氓外教博客案说明，民族主义情绪看起来是一种力量，其实它是一个软肋，极容易受到攻击。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极端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个民族深度自卑的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越是自卑的人，越容易受到伤害。
撇开该博客的轻佻和侮辱性言语不说，任何女人自愿地和一个男人发生感情和性关系，并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是一旦给这个女人和男人贴上国籍和种族的标签，那么人们可能会发生国家强弱、民族兴衰的联想。这里面的自卑情绪其实来自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信心不足。试想一个日本人在美国写流氓博客，会不会引发美国网络大驱逐？
近年来民族主义中国男人感到受辱最多的女性来源之一，大概要数电影明星章子怡了。行文至此，刚好传来一个消息：本届威尼斯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电影节主席、意大利男人马可•穆勒竟突然双膝跪地，向章子怡做出顶礼膜拜状，引起全场惊叹。不妨设问：假如有中国男人对外国女星这样做，中国民族主义者会怎样？或者说，今夜意大利男人会不会闹民族主义情绪？

冯导，有些笑声无须探讨

长平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喜剧明星演悲剧也会给观众带来笑声。葛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说“我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时，乍一听像一句讽时劝世的警语，再放到“我和冯小刚弄了一个悲剧大片给你们看”这样一个情景中，就变成一句忽悠人的话了，恍若看见他正抿着嘴偷偷乐。
但是最有喜剧才华的还是导演冯小刚本人，这种才华根深蒂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至即便是有人认为他拍了一部烂片，正如本报一位编辑在回答“最大的优点：没有”、“最大的缺点：糟蹋了这些好演员”之后，也还想“我宁愿认为冯小刚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嘲弄中国式大片”。我完全相信冯小刚是有这样的献身精神的，把青春献给他喜爱的观众，把中年献给他不喜爱的同行。
于是在同行拍的中国式大片纷纷让观众笑场的情况下，冯小刚也如法炮制，然后在银幕外加了一句旁白：“有些笑声值得探讨。”此刻，我认为本年度最幽默的一句话就已经诞生了。
请看这样一个场景：当记者指出葛优的台词带有很浓厚的戏剧痕迹时，冯小刚表示不理解，并当场背出一段，孰料又有记者没有忍住再次发笑，冯小刚立即说：“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有些笑声值得探讨。”这怎么看都像是冯氏喜剧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可惜的是，本该在银幕上开的花，却在银幕外结了果，本来是讽劝别人的戏，自己却不小心做了主角。
冯导真是客气，屈尊就卑地要跟你探讨，其实他想说的是，即使你真的想笑，也应该忍住，因为你的笑是错的。人家早就告诉了你，这是一个悲剧。葛优也在头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了“观众不会笑场，我肯定”。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有一年毛主席死了，全国各地都组织大规模的追悼会，男女老少都必须参加。追悼会上有一个仪式是三鞠躬，成百上千的人集中到一起对着一张挂像做弯腰运动。这很让大人们担心自己的孩子笑场，所以都提前一再教育，强调这是一场悲剧，最好能哭，至少也不能笑。结果，我的同龄人中，很多人都没有忍住，笑出声来。有一个朋友的母亲，为此自卑了很多年，觉得自己生了一个不懂得探讨笑声的孩子。
那一年让我成熟了很多，我开始知道大人们的喜怒哀乐原来也不全是发自内心的，也有探讨出来的。中学时我得到一本书，叫《笑的历史》，一个法国人写的，让我大开眼界，原来小小的笑里藏着万千世态。印象最深的是，书里论述了笑的长度和重量。原来人们不仅根据探讨的结果，决定什么时候该笑，还决定该笑多长和多重。这个法国人的可爱之处是把它当学问来研究，就像把讽刺喜剧搬到银幕上观看；而我们这里却把它当人生策略，就像把银幕上演的东西搬到现实中来实践。
这个实践是沉重的，是真正的悲剧，好在后来北京出来一帮聪明人，勇敢而智慧地把它从现实中搬到了银幕上，又变成讽刺世相的喜剧了，让我们把可笑的现实问题变成娱乐消费品，在电影院里毫无顾忌地发出笑声。这帮聪明人中，王朔和冯小刚是两个标兵。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
没想到啊没想到，恰恰就是让我们对着银幕开怀大笑的冯小刚，又跑到现实中来严肃地跟我们探讨该不该笑。在探讨中他提出了一个论点：“我以前以为评论界和观众的距离很大，现在才发现媒体和观众也有如此大的距离。”这两天他正在反复强调这个新发现。这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小事，不就是说媒体不得人心吗？不过回想起来，在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大片上，媒体不满意的时候，观众好像也恶评如潮吧？这个说法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记者看的电影多，比较挑剔。小心了，这个说法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想蒙那些见识不多的国内观众。从以往的经验看，观众未必是好蒙的，最挑剔的《无极》的人，难道不是观众胡戈吗？当初他跟媒体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为了祝愿《夜宴》夺得好票房，我以《笑的历史》中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本文：一天，有名的赛马训练师戈蒙迪拄着拐杖、吊着手臂走过。戈蒙迪解释说：“上星期，我在障碍赛中骑马跃过水沟时失去了平衡。你们瞧，至今还是遍体鳞伤 呢……”于是，费尔南•雷诺叹息道：“呵，亲爱的戈蒙迪，多么壮丽的职业，您又是如此地尽职！……真可怕！竟落得这般下场！上帝，这一切是为了什 么？……赢得百万元！”

富士康案中可疑的第三方力量

长平

谁是谁非

任何一场纠纷案中，第三方力量不可或缺，否则它就会成为当时双方弱肉强食的野蛮对决。可以说社会文明就是不断地寻找和确立第三方力量的过程，政府、媒体、法院、工会和其他若干社会组织都是为扮演这个角色而产生和发展的。在眼下正热炒的富士康案中，检讨一下第三方力量，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富士康案先后包括劳工案和索赔案。劳工案即指媒体揭露其工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加班超时、最低薪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个体工人的力量和强大的资本势力相比，实在是弱小得不堪一击，所以近现代工人运动发展出若干第三方力量来维护劳工权利，其中以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组织为主。但在此案中，这二者都出奇地保持沉默，只有国内外几家新闻媒体充当了这一角色。

于是，当富士康将媒体告上法庭之后，媒体成为索赔案的利益主角之一，它在劳工案中的第三方力量角色变得模糊了。在索赔案因为其标的额巨大而成为舆论焦点之后，劳工案虽然仍是其主要内容，但是也被屏蔽了不少。试想如果媒体因为恐吓和麻烦而寻求和解成功——事实上当事媒体已经作过这样的努力了，台湾那个同类案子也是这样收场的——劳工案将会被彻底掩盖，更不用说媒体败诉了。不用说，这正是原告发起这场官司的意图。

就索赔案而言，最正统的第三方力量自然是法院了。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法院的公正和严谨就遭到质疑：记者和编委是否应该被确立为被告？是否应该裁定对他们进行财产保全？尤其可疑的是，因为诉讼费收取制度，法院从高额索赔标的中获利更多，使得法院有可能成为积极推动立案的利益角色之一。

就算对法院的质疑仅仅是提醒，目的是寄望其公正执法，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开庭审判以后，法院会根据什么来作出判决？当事双方会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记者可能会出示采访笔记和录音，乃至请出证人。富士康方面呢？根据已知材料，除了他们自己的工资表、员工证言之外，最中立的第三方力量恐怕就是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了。

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在媒体大量曝光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状况，成为舆论热点之后，只有其合作伙伴苹果公司挺身而出，展开为期十个月的调查并向社会公众提供结论。而以纳税人的钱供养着、以维护劳工权利为工作责任的劳动监察部门，却丝毫不为所动，沉默至今。或许该部门已经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但一直秘而不宣，要到法庭上给大家一个惊喜。但这显然不是对公众负责任的做法，它毕竟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证人而存在于世。我不知道富士康是否成立工会，如果有，那么它在这个案子中的隐身也是咄咄怪事了。如果没有，那么在广泛意义上代表工人利益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应该发出声音并有所行动。

这两种第三方力量的缺位使得苹果公司的调查结论成为主角，恍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力量。苹果公司固然有主张社会责任的传统，也有国际劳工组织的压力，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利益链中的一个环节，它的调查报道，虽然确认富士康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工人居住环境不理想等事实，但表示总体上是对富士康是满意的，这单生意显然还要继续下去。这个调查结论已经遭到国际劳工组织的质疑，而我们这里的相关部门仍然沉默。

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沉默并非偶然的疏忽或懒惰，而是利益逻辑的必然结果。从小的环境来说，富士康是地方的就业大户，也是支持地方建设的捐款大户。从大的环境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主流经济学家早就说了，提供工人的工资会削弱我们的优势，关注劳工状态正好符合国外企业和劳工组织的利益。于是，公平正义和人的生存状况面临着利益的挑战，也面临着和发展的关系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权力可能膨胀，媒体自揭黑幕需要勇气，网络上看似热闹，现实中这样做的财经媒体其实非常孤单。

强弱对比如此昭然，如果第三方力量变得暧昧软弱，任由当时双方赤膊对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官司还没有开始，记者一方就已经不胜压力了。

我为什么想讲鬼故事？

长平

我有过很多次撰写鬼故事的冲动，先前是因为对神秘和恐惧的好奇，最近是因为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愤懑。

有一天，弗洛伊德走在空旷的大街上，想起一对久违的夫妇。那对夫妇不满意他对他们的女儿的治疗，另觅良医了。他想，这对夫妇没准会回来找我，我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们……正在此时，那对夫妇突然站在他的面前，微笑着说：“晚安，教授。”

弗洛伊德写道：“那条街十分笔直宽阔，行人稀少，随便一瞥便可见到二十步远。”他为什么没有看见那对夫妇呢？这真是闹鬼了。

弗洛伊德不能相信闹鬼，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实我早就看到他们两人正迎面走来，但内心却不情愿认出他们。经由幻觉，化有为无。然后，幻想随之而起，代替了消失的真相。”

从此，弗洛伊德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神秘现象，用精神分析方法解释了梦、占卜、心灵感应等等问题，但是据说他一直就处于将信将疑之中。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无数哲学家、文学家乃至科学家都执迷于神秘主义，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鬼神文化只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我们的教育，也从无神论的角度对此有过很完善的解释，那些解释比弗洛伊德说的还要让人自信得多。

然而，即便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时常津津乐道于鬼故事。这是因为，恐怖故事也有审美的功能和心理的需要。它本身是有趣的，也是有用的。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它能让大脑释放一种多巴胺，从而让人感到如同饮食和性那样的快感。

蒲松龄为什么写《聊斋志异》？因为他要表达对封建社会的一些落后现象的不满。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鬼故事的另外一种功能。按照后现代理论，跟有趣相比，这种功能显得更低级。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从高级进化到低级的。

神秘主义不同于怀疑主义。怀疑主义表达的是一种绝望，而神秘主义从来都是肯定了一个最高原则的存在。这种最高原则代表了真理、正义和秩序。正因为如此，人们借鬼神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希望现实中的不义可以通过超人的力量得到修正。

最近比较强烈的撰写鬼故事的冲动发生在佘祥林案件被曝光的时候。在所有关于这个案件的叙述中，我都觉得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女子始终在场，她目光幽幽地看着在她惨死十多年后人间的这一场闹剧。那就是案件中被碎尸的那个女子，那个真正的死者。被误以为死了的张玉凤戏剧性地回来了，但是毕竟有一个人真的死了。人们更关心戏剧性的故事，却没有人去关心她，似乎也永远无法关心到她。

接下来的滕兴善案，一个人被枪毙了16年之后，被误以为死了的人出现了。媒体对此没有充分报道，也许是因为，虽然它更戏剧性，但是主角已不在人间了，没有报道的效果。这里面可是有两条人命，如果真的阴阳相通，那就更热闹了。

不用说，还有最近的高莺莺案。在她坠楼四年之后，她的内裤上查出了父亲的精斑。在网络一片沸腾声中，只有她出来才能说得清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构思，是让他们混迹于民众对寻求真相寄予厚望的网络之中。比如，在有关他们的新闻的标题之下，内容被神秘地改写了，讲述了当年的真相。又比如，出现了一些无主博客，每天都在更新，怎么也查不出IP地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鬼，也就没有人对你刑讯逼供。

哦，这只是我，作为一介草民的愿望。

（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的都市鬼文化的报道，详见本期第14~29版。）

《南都周刊·生活》2006-8-25开卷语。

贴一篇旧文。发表于《南方传媒研究（第三辑）》。

关于“窦唯事件”的思考

长平

今年5月10日，著名音乐人窦唯去到《新京报》编辑部，就该报有关他的报道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情绪激动，动手砸坏了编辑部的电视机和电脑等物，被劝离报社。数小时后，窦唯再次返回，点火焚烧该报社门前的一辆汽车，随后被警方拘留。

这个事件（以下简称“窦唯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立即成为人们讨论媒体和明星的关系的焦点。在此事件发生的前后，我在《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评论，引起一些争论。现在我将自己的思考更进一步地呈现出来，不揣浅陋，但求坦诚，以就教于方家。

媒体该不该对名人隐私感兴趣，是一个伪命题

人们对于“窦唯事件”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媒体侵犯了他的隐私，使他忍无可忍。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最简单也自认为最正确的评论，就是呼吁媒体保护名人的隐私。大量的艺人站出来，指责媒体见利忘义，逼急了窦唯。“摇滚教父”崔健甚至发表正式声明，他呼吁：对于窦唯的过激行为，“如果能给予全面考察，就不难看出他是在以行动抗议个别媒体对于艺术家的不尊重。他以身‘普法’，就是要告诉社会，希望媒体能给艺术家一个隐私空间。”

而更大量的网友，则是在保护名人隐私的前提下，大骂娱乐记者无聊与无耻。在搜索网站百度建立的“窦唯吧”里，不仅当事记者自己的隐私被揭露出来，网民还编出各种故事对其进行谩骂和羞辱。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区分了公共领域和个人隐私，并通过立法将个人隐私置于保护之中。我国法律规定，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名人与媒体的关系中，个人隐私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成为公众人物的代价就是牺牲隐私，其补偿就是因为名声而获取的利益。事实上，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明星的隐私权不受保护。他们敞开私域，多半是一种自我选择。秋风先生在为5月19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分析“窦唯事件”的文章《娱乐业工业化之过》中认为，这是娱乐工业化对明星的逼迫，他说：

娱乐业实现工业化经营之后所需要的快速成名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娱乐劳动者对媒体的依赖性。即使娱乐劳动者成为明星之后，也同样无法减轻对媒体的依赖度。原因在于，流水线上的娱乐劳动者生产模式导致娱乐劳动者，甚至包括明星，存在严重的供应过剩、且产品高度同质的现象，这就好像当今中国若干一般性商品行业生产严重过剩且产品雷同一样。

其实，明星也不完全为了商业而存在，他们比普通人掌握着更多的权力。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流变。因此，为了满足这种权力欲，明星必须让渡一些隐私给媒体，从而控制媒体为我所用。大家不要忘了，“窦唯事件”的前奏，就是窦唯4月2日在上海演出时主动开口骂丁武。这时他就是在利用媒体发泄自己的愤懑，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做到的事。

我在同期的《南都周刊》发表的《被新闻掩盖的庸常生活》一文中，分析了来自老百姓方面的原因：

群蛾为什么要追逐火光？是因为没有光亮它们就会迷失方向。公众为什么要追逐明星，是因为个体的生命太孤单，了解他人才能寻找生活的依存，向群而居才能逃离寂寞的深渊。据说飞蛾从来都不想扑火而终，人们也往往有违初衷地，在追逐他人中丧失自我。

也就是说，对公众人物的兴趣，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投射理论，是普通人认识自己的方式。法国文艺批评家安德烈•马尔罗说，“一个人的真实面目，首先是他所隐藏起来的那部分。”

广义地说，媒体也包括书籍和电影电视。你很难想象传记文学或电影里没有名人私生活。过去的传记文学都是以正面激励为主，但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认为真实更重要。2005年美国国庆期间，《时代》周刊的专题里就挖掘了开国元勋之一杰弗逊和他的黑人女佣所生的私生子的故事。

因此，媒体是不是应该对名人隐私感兴趣，是一个伪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重要的是，应该怎样报道名人隐私？

娱乐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也要追求客观、公正和准确

报道名人隐私最安全的途径当然是由明星自己讲述，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明星生活和爱情故事的大多数情况。这种类型的报道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任由明星美化自己，人人都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明星自述中还有一种危险，就是媒体从4月2日开始报道窦唯时，任由他谩骂同行和过去的情敌丁武，把全国媒体的娱乐版都当成了他发泄私愤的工具。

娱乐报道也是新闻报道的一种，也应该遵守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准确，零度写作。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有调查和求证，而不仅仅是跟踪拍摄和道听途说。即使不怀着刻意的善，至少也不能抱着故意的恶。

按照这些原则，“窦唯事件”中的一些报道，实在是令人汗颜。请看这篇题为“窦唯妻离子散没工作，踢球泄愤买花变长舌妇”的报道的部分文字：

临盆在即的王菲正于北京豪宅专心安胎，等候孩子出世后偕夫李亚鹏进驻七千晴翠园大屋；但其前夫窦唯却落泊度日，早前妻子高原携女儿出走后，没工作零收入的窦唯继续留在对方父母所属的旧宿舍过日子，每天无所事事，昨日出门后先到运动场踢球发泄精力，再逛花店过日子。

窦唯偕友到室内网球场的会议室密斟，其后才换上印有其乐队名称“不一定”的1号球衣及短裤，与大班球友往室外五人足球场，球球发泄精力。虽然窦唯肥肥白白，但他球技不错，有传球、控球及助攻，最后“不一定”以三比二胜出，可是他并没因为赢球而感到兴奋，依然木无表情。

其后窦唯随友离场，再于场外坐的士到女人街花店闲逛，无无聊聊看花拣盆栽，前后看足四十分钟，当中占了二十分钟时间与卖主讲价，但最后谈不拢，还是两手空空离场。

无论标题还是内容，都充斥着主观臆断的形容词，落井下石的讥讽和歪曲事实的阐释。窦唯生活固然不如意，但是依然踢球卖花，如果客观记录下来，读者也许认为他健康而浪漫，而不像记者形容的那样落魄而无聊。这是一篇不合格的新闻报道。

此外，后来的一些报道中，关于窦唯的收入、每月交给前妻的孩子抚养费用、他的日常起居，都没有足够的采访和论证。

尤其是那位被窦唯否认曾接受采访、涉嫌编造新闻的《华商晨报》的记者，应该成为此事件中的焦点人物。该报社应
该出面对公众交代：那篇文章的来历到底如何？

而窦唯大闹新京报社、点火烧车之后，公众出于对他的才华的欣赏和处境的同情，对媒体嘘声四起，很多媒体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把社会公器当作遮挡责任、发送人情的工具——如今窦唯已经出来好几天了，却没有媒体对公众作个明白的交代：为什么窦唯的行为不算纵火？

这些不能达到职业技术标准的娱乐报道，不仅可能引来官司，给记者和报社带来麻烦，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新闻业的发展。

媒体娱乐至死的病根，并不在美国人的书中

“窦唯事件”引来公众最大的质疑是，媒体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那些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上，却整天热衷于追逐明星八卦？

就在众记者一拨在派出所门口等待窦唯出监、一拨在医院守候王菲生子的时候，山西左云发生矿难，57位矿工遇难，地方政府还瞒报死者人数。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愤怒的追问。打开电视、报纸，最火爆的一定是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其他新闻则乏善可陈，甚至装腔作势，避实就虚，粉饰太平。

5月29日，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先生在《广州日报》发表《王菲生子媒体生“病”》一文，对媒体的这一现象提出批评。杜教授认为：

从世界范围来看，20年来，新闻业一直有“软性化”、“娱乐化”的发展倾向，在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更是娱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民生新闻的遭遇是最典型的例子，从关怀民生始，到疯狂追逐收视率止，其间，车祸、杀人、诈骗、火灾统统成了最佳娱乐题材。甚至，连军事、政治新闻都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在伊拉克战争直播的日子里，更让媒体激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原来战争也可以成为“新闻秀”的！上海某电视节目把“中国民工在阿富汗被打死”作为手机短信的竞猜话题，发展出了娱乐至死的新闻理念，违反新闻伦理而不自知。至于娱乐新闻界，当然更是变本加厉地“娱乐化”，中国娱乐记者一向是有娱乐无新闻，现在更是达到了自娱自乐的新境界。

媒体对于“王菲生子”的围追堵截，本质上是圈子里的自恋行为，媒体是以这种高度“敬业”的表演来表达对自己的敬意。“王菲生子”是一条小新闻，媒体狂轰滥炸、疯狂追逐“王菲生子”才是最重要的大新闻。这整个过程反映出的，是媒体染上了某种“流行病”，我姑且称之为新闻价值观病毒–看到别的媒体认为是重要新闻，就不好意思不认为是新闻，由于抵抗力差，于是一家传一家，纷纷传染倒下。而且，这个“病”肯定不是大众传染的，而是娱乐媒体自带的病毒。

虽然是传播学专家，杜教授只看到了现象，顺便将世界新闻娱乐化的流行说法一套用，却根本不知道中国新闻界的现实处境，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这是一种偷懒的赶时髦的研究方法。被很多国人当作时髦观点的“娱乐至死”理论，来自美国人尼尔·波兹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波兹曼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介绍了两个寓言，一个是奥威尔在《1984》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至死。他在书中多次提醒，娱乐至死的情形只适宜于彻底自由的美国，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要面临奥威尔的寓言。但是一些学者却不管不顾地，硬把它套用到中国的情形。

为此，6月30日，我在《南方都市报》的时评专栏里发表了《王菲生子，媒体为什么生病？》一文，与杜教授商榷。我指出：

稍微了解媒体的人都知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都把新闻分为各个板块，如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等等，记者也分属这些板块，各有专业，各有重点。时政记者认为不重要甚至不屑的事情，对于其他记者来说，可能就是大新闻。

尤其要追问的是，娱乐记者的敬业，是否就削弱了其他新闻的重要性呢？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哪家报社和电视台为了报道王菲生子的新闻，派出了时政新闻记者去增援，或者就撤销了经济新闻的版面或时段。恰恰相反，由于职业竞争关系，任何一类记者的敬业，都会对其他记者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如果某些（人们认为更重要的）领域的新闻不够发达，那是那些领域的问题，而不能怪罪到娱乐新闻。不能以打压的一些人的敬业，来突显另外一些事情的重要，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二者并行不悖。

娱乐至死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新闻媒体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事实上，在九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都大兴以娱乐明星大特写为主要内容的“周末版”，随后全部改为正经的社会新闻和时政新闻报道，近几年才又转向娱乐新闻，甚至出现杜教授看到的“新闻秀”。我认为：

为什么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在近年来的中国媒体中表现得如此突出？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领域的新闻开放得最早也最充分。并非像杜教授想象的那样，其他领域的编辑记者也对娱乐新闻感兴趣了，或者是他们就不够敬业了，如果杜教授能对媒体稍微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事实是，他们垂涎三尺，羡慕不已。杜教授也不至于认为中国百姓对政治、民生真的不感兴趣了吧？

我始终认为，虽然西方的后现代问题也同时影响到中国，但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却是前现代问题。媒体也是如此，娱乐八卦新闻泛滥的病症，虽然表面类似，却并不与西方当代后现代现象同根，也不与美国十九世纪黄色小报成灾同源，而是有它自己的原因：行业愈开放，新闻愈发达。

新闻界应该意识到，行业开放并不是坐地等来的，也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催化。但是，近几年媒体和学界的犬儒倾向，使得大家“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娱自乐自恋起来。

有关1976，被忘记与被忽略的

又是一个三十年祭。

上个月，我们以“三十年前中国这一天”为题，讲述了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社会景象。本期，我们选择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1976。

像一块巨大的铸铁，烙在中国史书上。

这一年的大事太多了。关于三十年的纪念和祭奠，从年头到年尾，都可以排得满满。

它们的总标题叫：1976年祭。

正如我在祭奠唐山大地震那期的开卷语中所阐述的，我们的兴趣在于，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以新闻社会学的方法，拾取历史的细节与残片，以补救那些被人们有意淡忘或者不小心忽略的东西。

没有什么是可以被安排忘记的，也不应该被忽略，即使是一些难堪与伤痛。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图图大主教在主持处理历史问题时，留下了一些智慧的财富，诸如：可以被谅解，但不应该被遗忘；真相是正义的前提。等等。这类原理适用于任何民族的历史。

所以，在祭奠唐山地震时，我们选择了复原社会景观，因为它被很多人忽略了；又在祭奠1976年时，我们选择了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它被很多人遗忘了。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不是当时的主体新闻。但是，当所有的镁光灯都聚焦到主体的时候，边缘显得无比重要。

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他永远都是自己的主体。

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的财富。也许历史是荒唐的，但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是积极向上的。也许时代错误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人生。

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他们被抛入历史的变革洪流之中，当他们被遮蔽在光彩夺目的七七级大学生的阴影之中，他们的经历和奋斗尤其值得尊重，值得记录。

（关于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报道，详见本期第14~22版）

《南都周刊·生活》2006-8-18开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