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写过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社科院演讲时的盛况：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把演讲大厅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大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奥里亚娜•法拉奇，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于本月14日因患癌症在家乡佛罗里达病逝。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法拉奇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尤其是被战争或革命笼罩的越南、中东和南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撰写了大量震撼人心的新闻稿件。其间，她以问题尖锐、言语犀利、咄咄逼人的风格采访了众多国家元首和政界名人，包括基辛格、甘地、侯塞因、阿拉法特、西哈努克亲王等等，被称为“没有任何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新闻记者”。她在文章中揭露专制、反对集权、呼唤民主和自由，成为世界新闻舞台上的自由斗士。1968年她甚至亲自参与到墨西哥学潮中，在政府的镇压中受伤。
1980年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次采访中有关国内问题部分的摘要，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她的尖锐风格，开头那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提问。
邓小平在采访中从容应对，但很多政坛要人却被她的采访弄得赏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法拉奇的逼问是他经历过的最悲惨的访谈遭遇，谈话的内容直接影响到他和总统尼克松的关系。在采访伊朗总统霍梅尼时，法拉奇问：“戴着面纱怎么游泳？”并当面拉下了自己脸上戴着的面纱。
80年代移居被她认为其自由精神“高度文明”的美国后，法拉奇几乎封笔20年，直到9.11事件发生，他撰写了《愤怒与自豪》的长文，严厉谴责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有人称她为欧洲的良心，另一方面有人以散布种族仇恨将她告上法庭，伊斯兰组织并发出追杀的警告。
法拉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新闻斗士。她的一句名言是：“你曾经渴望战斗，你现在仍然斗志昂扬吗？好的，就我自己而言，一息尚存，就要战斗。”
她让我们想起另一位也曾采访过邓小平的新闻记者，美国人迈克尔•华莱士。他们都对严肃的重大新闻感兴趣，而且采访风格都强悍而凌厉。华莱士说：“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从业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他承认，他的采访风格是无情的，“甚至是无理的、挑衅的。”上个月，他以这种方式逼问得强硬而狂傲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主动叫停。
无疑，这种采访风格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他们对采访对象不够尊重，粗暴无礼，甚至主观臆断。拿这两年中国媒体流行的话说，就是不够理性、建设性。
十多年前被一名中国学生请求“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法拉奇死了，而声称“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惜深入新闻黑洞”的华莱士也退休了。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他们？是否还需要新闻斗士？
从新闻专业上说，反对者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够客观中立，强烈地干扰了受众的判断。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法拉奇和华莱士在采访中都犯过明显的错误。但是，一个人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不带任何思想和判断“零度介入”？如果不能，就意味着记者必然具有预先的观念，那么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观念呢？是拥护自由、民主和文明的，还是维护专制集权和落后的？“理性”怎样才不成为媒体和权势阶层共谋的借口？“建设性”怎样才不成为奴性的代名词？
放眼中国目前的报纸、电视和网络访谈，记者对社会名流都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一团和气的作派。在这种情况下，悼念死去的法拉奇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