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案中可疑的第三方力量

长平

谁是谁非

任何一场纠纷案中，第三方力量不可或缺，否则它就会成为当时双方弱肉强食的野蛮对决。可以说社会文明就是不断地寻找和确立第三方力量的过程，政府、媒体、法院、工会和其他若干社会组织都是为扮演这个角色而产生和发展的。在眼下正热炒的富士康案中，检讨一下第三方力量，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富士康案先后包括劳工案和索赔案。劳工案即指媒体揭露其工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加班超时、最低薪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个体工人的力量和强大的资本势力相比，实在是弱小得不堪一击，所以近现代工人运动发展出若干第三方力量来维护劳工权利，其中以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组织为主。但在此案中，这二者都出奇地保持沉默，只有国内外几家新闻媒体充当了这一角色。

于是，当富士康将媒体告上法庭之后，媒体成为索赔案的利益主角之一，它在劳工案中的第三方力量角色变得模糊了。在索赔案因为其标的额巨大而成为舆论焦点之后，劳工案虽然仍是其主要内容，但是也被屏蔽了不少。试想如果媒体因为恐吓和麻烦而寻求和解成功——事实上当事媒体已经作过这样的努力了，台湾那个同类案子也是这样收场的——劳工案将会被彻底掩盖，更不用说媒体败诉了。不用说，这正是原告发起这场官司的意图。

就索赔案而言，最正统的第三方力量自然是法院了。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法院的公正和严谨就遭到质疑：记者和编委是否应该被确立为被告？是否应该裁定对他们进行财产保全？尤其可疑的是，因为诉讼费收取制度，法院从高额索赔标的中获利更多，使得法院有可能成为积极推动立案的利益角色之一。

就算对法院的质疑仅仅是提醒，目的是寄望其公正执法，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开庭审判以后，法院会根据什么来作出判决？当事双方会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记者可能会出示采访笔记和录音，乃至请出证人。富士康方面呢？根据已知材料，除了他们自己的工资表、员工证言之外，最中立的第三方力量恐怕就是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了。

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在媒体大量曝光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状况，成为舆论热点之后，只有其合作伙伴苹果公司挺身而出，展开为期十个月的调查并向社会公众提供结论。而以纳税人的钱供养着、以维护劳工权利为工作责任的劳动监察部门，却丝毫不为所动，沉默至今。或许该部门已经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但一直秘而不宣，要到法庭上给大家一个惊喜。但这显然不是对公众负责任的做法，它毕竟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证人而存在于世。我不知道富士康是否成立工会，如果有，那么它在这个案子中的隐身也是咄咄怪事了。如果没有，那么在广泛意义上代表工人利益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应该发出声音并有所行动。

这两种第三方力量的缺位使得苹果公司的调查结论成为主角，恍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力量。苹果公司固然有主张社会责任的传统，也有国际劳工组织的压力，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利益链中的一个环节，它的调查报道，虽然确认富士康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工人居住环境不理想等事实，但表示总体上是对富士康是满意的，这单生意显然还要继续下去。这个调查结论已经遭到国际劳工组织的质疑，而我们这里的相关部门仍然沉默。

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沉默并非偶然的疏忽或懒惰，而是利益逻辑的必然结果。从小的环境来说，富士康是地方的就业大户，也是支持地方建设的捐款大户。从大的环境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主流经济学家早就说了，提供工人的工资会削弱我们的优势，关注劳工状态正好符合国外企业和劳工组织的利益。于是，公平正义和人的生存状况面临着利益的挑战，也面临着和发展的关系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权力可能膨胀，媒体自揭黑幕需要勇气，网络上看似热闹，现实中这样做的财经媒体其实非常孤单。

强弱对比如此昭然，如果第三方力量变得暧昧软弱，任由当时双方赤膊对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官司还没有开始，记者一方就已经不胜压力了。

我为什么想讲鬼故事？

长平

我有过很多次撰写鬼故事的冲动，先前是因为对神秘和恐惧的好奇，最近是因为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愤懑。

有一天，弗洛伊德走在空旷的大街上，想起一对久违的夫妇。那对夫妇不满意他对他们的女儿的治疗，另觅良医了。他想，这对夫妇没准会回来找我，我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们……正在此时，那对夫妇突然站在他的面前，微笑着说：“晚安，教授。”

弗洛伊德写道：“那条街十分笔直宽阔，行人稀少，随便一瞥便可见到二十步远。”他为什么没有看见那对夫妇呢？这真是闹鬼了。

弗洛伊德不能相信闹鬼，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实我早就看到他们两人正迎面走来，但内心却不情愿认出他们。经由幻觉，化有为无。然后，幻想随之而起，代替了消失的真相。”

从此，弗洛伊德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神秘现象，用精神分析方法解释了梦、占卜、心灵感应等等问题，但是据说他一直就处于将信将疑之中。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无数哲学家、文学家乃至科学家都执迷于神秘主义，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鬼神文化只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我们的教育，也从无神论的角度对此有过很完善的解释，那些解释比弗洛伊德说的还要让人自信得多。

然而，即便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时常津津乐道于鬼故事。这是因为，恐怖故事也有审美的功能和心理的需要。它本身是有趣的，也是有用的。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它能让大脑释放一种多巴胺，从而让人感到如同饮食和性那样的快感。

蒲松龄为什么写《聊斋志异》？因为他要表达对封建社会的一些落后现象的不满。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鬼故事的另外一种功能。按照后现代理论，跟有趣相比，这种功能显得更低级。但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从高级进化到低级的。

神秘主义不同于怀疑主义。怀疑主义表达的是一种绝望，而神秘主义从来都是肯定了一个最高原则的存在。这种最高原则代表了真理、正义和秩序。正因为如此，人们借鬼神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希望现实中的不义可以通过超人的力量得到修正。

最近比较强烈的撰写鬼故事的冲动发生在佘祥林案件被曝光的时候。在所有关于这个案件的叙述中，我都觉得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女子始终在场，她目光幽幽地看着在她惨死十多年后人间的这一场闹剧。那就是案件中被碎尸的那个女子，那个真正的死者。被误以为死了的张玉凤戏剧性地回来了，但是毕竟有一个人真的死了。人们更关心戏剧性的故事，却没有人去关心她，似乎也永远无法关心到她。

接下来的滕兴善案，一个人被枪毙了16年之后，被误以为死了的人出现了。媒体对此没有充分报道，也许是因为，虽然它更戏剧性，但是主角已不在人间了，没有报道的效果。这里面可是有两条人命，如果真的阴阳相通，那就更热闹了。

不用说，还有最近的高莺莺案。在她坠楼四年之后，她的内裤上查出了父亲的精斑。在网络一片沸腾声中，只有她出来才能说得清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构思，是让他们混迹于民众对寻求真相寄予厚望的网络之中。比如，在有关他们的新闻的标题之下，内容被神秘地改写了，讲述了当年的真相。又比如，出现了一些无主博客，每天都在更新，怎么也查不出IP地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鬼，也就没有人对你刑讯逼供。

哦，这只是我，作为一介草民的愿望。

（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的都市鬼文化的报道，详见本期第14~29版。）

《南都周刊·生活》2006-8-25开卷语。

贴一篇旧文。发表于《南方传媒研究（第三辑）》。

关于“窦唯事件”的思考

长平

今年5月10日，著名音乐人窦唯去到《新京报》编辑部，就该报有关他的报道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情绪激动，动手砸坏了编辑部的电视机和电脑等物，被劝离报社。数小时后，窦唯再次返回，点火焚烧该报社门前的一辆汽车，随后被警方拘留。

这个事件（以下简称“窦唯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立即成为人们讨论媒体和明星的关系的焦点。在此事件发生的前后，我在《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评论，引起一些争论。现在我将自己的思考更进一步地呈现出来，不揣浅陋，但求坦诚，以就教于方家。

媒体该不该对名人隐私感兴趣，是一个伪命题

人们对于“窦唯事件”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媒体侵犯了他的隐私，使他忍无可忍。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最简单也自认为最正确的评论，就是呼吁媒体保护名人的隐私。大量的艺人站出来，指责媒体见利忘义，逼急了窦唯。“摇滚教父”崔健甚至发表正式声明，他呼吁：对于窦唯的过激行为，“如果能给予全面考察，就不难看出他是在以行动抗议个别媒体对于艺术家的不尊重。他以身‘普法’，就是要告诉社会，希望媒体能给艺术家一个隐私空间。”

而更大量的网友，则是在保护名人隐私的前提下，大骂娱乐记者无聊与无耻。在搜索网站百度建立的“窦唯吧”里，不仅当事记者自己的隐私被揭露出来，网民还编出各种故事对其进行谩骂和羞辱。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区分了公共领域和个人隐私，并通过立法将个人隐私置于保护之中。我国法律规定，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

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名人与媒体的关系中，个人隐私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成为公众人物的代价就是牺牲隐私，其补偿就是因为名声而获取的利益。事实上，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明星的隐私权不受保护。他们敞开私域，多半是一种自我选择。秋风先生在为5月19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分析“窦唯事件”的文章《娱乐业工业化之过》中认为，这是娱乐工业化对明星的逼迫，他说：

娱乐业实现工业化经营之后所需要的快速成名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娱乐劳动者对媒体的依赖性。即使娱乐劳动者成为明星之后，也同样无法减轻对媒体的依赖度。原因在于，流水线上的娱乐劳动者生产模式导致娱乐劳动者，甚至包括明星，存在严重的供应过剩、且产品高度同质的现象，这就好像当今中国若干一般性商品行业生产严重过剩且产品雷同一样。

其实，明星也不完全为了商业而存在，他们比普通人掌握着更多的权力。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流变。因此，为了满足这种权力欲，明星必须让渡一些隐私给媒体，从而控制媒体为我所用。大家不要忘了，“窦唯事件”的前奏，就是窦唯4月2日在上海演出时主动开口骂丁武。这时他就是在利用媒体发泄自己的愤懑，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做到的事。

我在同期的《南都周刊》发表的《被新闻掩盖的庸常生活》一文中，分析了来自老百姓方面的原因：

群蛾为什么要追逐火光？是因为没有光亮它们就会迷失方向。公众为什么要追逐明星，是因为个体的生命太孤单，了解他人才能寻找生活的依存，向群而居才能逃离寂寞的深渊。据说飞蛾从来都不想扑火而终，人们也往往有违初衷地，在追逐他人中丧失自我。

也就是说，对公众人物的兴趣，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投射理论，是普通人认识自己的方式。法国文艺批评家安德烈•马尔罗说，“一个人的真实面目，首先是他所隐藏起来的那部分。”

广义地说，媒体也包括书籍和电影电视。你很难想象传记文学或电影里没有名人私生活。过去的传记文学都是以正面激励为主，但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认为真实更重要。2005年美国国庆期间，《时代》周刊的专题里就挖掘了开国元勋之一杰弗逊和他的黑人女佣所生的私生子的故事。

因此，媒体是不是应该对名人隐私感兴趣，是一个伪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重要的是，应该怎样报道名人隐私？

娱乐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也要追求客观、公正和准确

报道名人隐私最安全的途径当然是由明星自己讲述，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明星生活和爱情故事的大多数情况。这种类型的报道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任由明星美化自己，人人都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明星自述中还有一种危险，就是媒体从4月2日开始报道窦唯时，任由他谩骂同行和过去的情敌丁武，把全国媒体的娱乐版都当成了他发泄私愤的工具。

娱乐报道也是新闻报道的一种，也应该遵守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准确，零度写作。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有调查和求证，而不仅仅是跟踪拍摄和道听途说。即使不怀着刻意的善，至少也不能抱着故意的恶。

按照这些原则，“窦唯事件”中的一些报道，实在是令人汗颜。请看这篇题为“窦唯妻离子散没工作，踢球泄愤买花变长舌妇”的报道的部分文字：

临盆在即的王菲正于北京豪宅专心安胎，等候孩子出世后偕夫李亚鹏进驻七千晴翠园大屋；但其前夫窦唯却落泊度日，早前妻子高原携女儿出走后，没工作零收入的窦唯继续留在对方父母所属的旧宿舍过日子，每天无所事事，昨日出门后先到运动场踢球发泄精力，再逛花店过日子。

窦唯偕友到室内网球场的会议室密斟，其后才换上印有其乐队名称“不一定”的1号球衣及短裤，与大班球友往室外五人足球场，球球发泄精力。虽然窦唯肥肥白白，但他球技不错，有传球、控球及助攻，最后“不一定”以三比二胜出，可是他并没因为赢球而感到兴奋，依然木无表情。

其后窦唯随友离场，再于场外坐的士到女人街花店闲逛，无无聊聊看花拣盆栽，前后看足四十分钟，当中占了二十分钟时间与卖主讲价，但最后谈不拢，还是两手空空离场。

无论标题还是内容，都充斥着主观臆断的形容词，落井下石的讥讽和歪曲事实的阐释。窦唯生活固然不如意，但是依然踢球卖花，如果客观记录下来，读者也许认为他健康而浪漫，而不像记者形容的那样落魄而无聊。这是一篇不合格的新闻报道。

此外，后来的一些报道中，关于窦唯的收入、每月交给前妻的孩子抚养费用、他的日常起居，都没有足够的采访和论证。

尤其是那位被窦唯否认曾接受采访、涉嫌编造新闻的《华商晨报》的记者，应该成为此事件中的焦点人物。该报社应
该出面对公众交代：那篇文章的来历到底如何？

而窦唯大闹新京报社、点火烧车之后，公众出于对他的才华的欣赏和处境的同情，对媒体嘘声四起，很多媒体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把社会公器当作遮挡责任、发送人情的工具——如今窦唯已经出来好几天了，却没有媒体对公众作个明白的交代：为什么窦唯的行为不算纵火？

这些不能达到职业技术标准的娱乐报道，不仅可能引来官司，给记者和报社带来麻烦，还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新闻业的发展。

媒体娱乐至死的病根，并不在美国人的书中

“窦唯事件”引来公众最大的质疑是，媒体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那些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上，却整天热衷于追逐明星八卦？

就在众记者一拨在派出所门口等待窦唯出监、一拨在医院守候王菲生子的时候，山西左云发生矿难，57位矿工遇难，地方政府还瞒报死者人数。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愤怒的追问。打开电视、报纸，最火爆的一定是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其他新闻则乏善可陈，甚至装腔作势，避实就虚，粉饰太平。

5月29日，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先生在《广州日报》发表《王菲生子媒体生“病”》一文，对媒体的这一现象提出批评。杜教授认为：

从世界范围来看，20年来，新闻业一直有“软性化”、“娱乐化”的发展倾向，在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更是娱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民生新闻的遭遇是最典型的例子，从关怀民生始，到疯狂追逐收视率止，其间，车祸、杀人、诈骗、火灾统统成了最佳娱乐题材。甚至，连军事、政治新闻都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在伊拉克战争直播的日子里，更让媒体激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原来战争也可以成为“新闻秀”的！上海某电视节目把“中国民工在阿富汗被打死”作为手机短信的竞猜话题，发展出了娱乐至死的新闻理念，违反新闻伦理而不自知。至于娱乐新闻界，当然更是变本加厉地“娱乐化”，中国娱乐记者一向是有娱乐无新闻，现在更是达到了自娱自乐的新境界。

媒体对于“王菲生子”的围追堵截，本质上是圈子里的自恋行为，媒体是以这种高度“敬业”的表演来表达对自己的敬意。“王菲生子”是一条小新闻，媒体狂轰滥炸、疯狂追逐“王菲生子”才是最重要的大新闻。这整个过程反映出的，是媒体染上了某种“流行病”，我姑且称之为新闻价值观病毒–看到别的媒体认为是重要新闻，就不好意思不认为是新闻，由于抵抗力差，于是一家传一家，纷纷传染倒下。而且，这个“病”肯定不是大众传染的，而是娱乐媒体自带的病毒。

虽然是传播学专家，杜教授只看到了现象，顺便将世界新闻娱乐化的流行说法一套用，却根本不知道中国新闻界的现实处境，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这是一种偷懒的赶时髦的研究方法。被很多国人当作时髦观点的“娱乐至死”理论，来自美国人尼尔·波兹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波兹曼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介绍了两个寓言，一个是奥威尔在《1984》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至死。他在书中多次提醒，娱乐至死的情形只适宜于彻底自由的美国，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要面临奥威尔的寓言。但是一些学者却不管不顾地，硬把它套用到中国的情形。

为此，6月30日，我在《南方都市报》的时评专栏里发表了《王菲生子，媒体为什么生病？》一文，与杜教授商榷。我指出：

稍微了解媒体的人都知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都把新闻分为各个板块，如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等等，记者也分属这些板块，各有专业，各有重点。时政记者认为不重要甚至不屑的事情，对于其他记者来说，可能就是大新闻。

尤其要追问的是，娱乐记者的敬业，是否就削弱了其他新闻的重要性呢？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哪家报社和电视台为了报道王菲生子的新闻，派出了时政新闻记者去增援，或者就撤销了经济新闻的版面或时段。恰恰相反，由于职业竞争关系，任何一类记者的敬业，都会对其他记者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如果某些（人们认为更重要的）领域的新闻不够发达，那是那些领域的问题，而不能怪罪到娱乐新闻。不能以打压的一些人的敬业，来突显另外一些事情的重要，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二者并行不悖。

娱乐至死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新闻媒体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事实上，在九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都大兴以娱乐明星大特写为主要内容的“周末版”，随后全部改为正经的社会新闻和时政新闻报道，近几年才又转向娱乐新闻，甚至出现杜教授看到的“新闻秀”。我认为：

为什么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在近年来的中国媒体中表现得如此突出？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领域的新闻开放得最早也最充分。并非像杜教授想象的那样，其他领域的编辑记者也对娱乐新闻感兴趣了，或者是他们就不够敬业了，如果杜教授能对媒体稍微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事实是，他们垂涎三尺，羡慕不已。杜教授也不至于认为中国百姓对政治、民生真的不感兴趣了吧？

我始终认为，虽然西方的后现代问题也同时影响到中国，但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却是前现代问题。媒体也是如此，娱乐八卦新闻泛滥的病症，虽然表面类似，却并不与西方当代后现代现象同根，也不与美国十九世纪黄色小报成灾同源，而是有它自己的原因：行业愈开放，新闻愈发达。

新闻界应该意识到，行业开放并不是坐地等来的，也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催化。但是，近几年媒体和学界的犬儒倾向，使得大家“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娱自乐自恋起来。

有关1976，被忘记与被忽略的

又是一个三十年祭。

上个月，我们以“三十年前中国这一天”为题，讲述了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社会景象。本期，我们选择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1976。

像一块巨大的铸铁，烙在中国史书上。

这一年的大事太多了。关于三十年的纪念和祭奠，从年头到年尾，都可以排得满满。

它们的总标题叫：1976年祭。

正如我在祭奠唐山大地震那期的开卷语中所阐述的，我们的兴趣在于，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以新闻社会学的方法，拾取历史的细节与残片，以补救那些被人们有意淡忘或者不小心忽略的东西。

没有什么是可以被安排忘记的，也不应该被忽略，即使是一些难堪与伤痛。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图图大主教在主持处理历史问题时，留下了一些智慧的财富，诸如：可以被谅解，但不应该被遗忘；真相是正义的前提。等等。这类原理适用于任何民族的历史。

所以，在祭奠唐山地震时，我们选择了复原社会景观，因为它被很多人忽略了；又在祭奠1976年时，我们选择了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它被很多人遗忘了。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都不是当时的主体新闻。但是，当所有的镁光灯都聚焦到主体的时候，边缘显得无比重要。

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他永远都是自己的主体。

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的财富。也许历史是荒唐的，但是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是积极向上的。也许时代错误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人生。

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他们被抛入历史的变革洪流之中，当他们被遮蔽在光彩夺目的七七级大学生的阴影之中，他们的经历和奋斗尤其值得尊重，值得记录。

（关于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报道，详见本期第14~22版）

《南都周刊·生活》2006-8-18开卷语

少女遇害事件可能产生的误读

长平

谁是谁非

仅仅为了护住23元钱，23岁少女邓哲玉被飞车党拖倒，遭致重创而不治身亡。这一不幸事件又一次将广州治安的严重混乱状况呈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媒体在报道中深入挖掘了打工妹邓哲玉平凡而又可爱的形象：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勤劳而又乐观，孝顺父母，追求美好爱情。这些报道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唤起人们对无辜生命更多的同情，对犯罪行为更多的痛恨，对良好治安更强烈的呼唤。

但同时这些报道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读，比如倘若受害者不是一个花季少女而是一个八旬老妪，不是一个穷家姑娘而是一个富家小姐，不是一个勤劳的打工妹而是一个游手好闲者，她要护住的不是23元而是23万元，难道遇害的理由就可以正当一点？

可怕的事实恰恰是，更多非典型的不幸事件每天都在这个城市里发生。人们把心中的怨气集中到一个典型事件上，所期望的正是要解决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所面临的治安恐惧。如果警方以为集中力量破了这个案子，就可以给人们一个交代，那就是对舆论的误读。就像前不久警方全力以赴破获了钟南山院士手提电脑被抢案之后，丝毫无助于普通市民的不安全感一样。

之所以要提到钟南山院士，就是因为这个消息还容易导致一个更加严重的误读，那就是同情与痛恨导致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已经普遍地反应在数千条网络留言中，即呼吁严打和管制，“惩治犯罪，刻不容缓”，“对飞车党格杀勿论”，其极致就是钟南山院士所呼吁的重新恢复收容制度。

钟南山院士这个呼吁的理由是，无业游民和犯罪分子仅一步之遥。这种有罪推定和歧视心态受到舆论的普遍批驳，但是很多人私下仍然怀疑尊重人权和打击犯罪是一对矛盾，他们更关心的是：不那样还能怎样？

不严打就放纵，这也是管理者长期以来的二元思维。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往往也是首先要求增加警力，或者集中警力，扫荡一次，惩处一批，所谓乱世用重典。但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城市的严打一次又一次，每年都有好几次，却未能赢得长治久安。治安情况最严重的广州，其多年的收容制度也执行得最为有力。现在应该检讨的，正是这种惰性的思维。

过去治理国企时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叫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也是目前广州等地城市管理的困境。国企最终走出这种困境，靠的是制度革新，城市管理者也需要更多创造性的思维。

纽约曾经也是臭名昭著的高犯罪率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随处可遇，城市管理几近失控，被称为“罪恶之都”。1994年新市长朱利安尼上台并任命布拉顿为警察局长之后，犯罪率奇迹般急剧下降，两三年之内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其法宝何在？说起来也是“严打”，但是和我们理解的严打不同，为了打击凶杀犯罪，布拉顿让警察去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一是清洁地铁车厢，二是打击地铁逃票。干净的车厢使人们有了秩序感，而每7名逃票者中就有1名通缉犯。

现在布拉顿的做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乃至企业管理的经典案例了，它源自一种叫“后窗效应”的理论。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破了一幢楼房的一扇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那么很快将有更多的窗户玻璃被打破。它来自一项心理测验：将两辆完全相同的轿车分别放在中产阶级社区和穷人区，穷人社区那辆很快被盗而另一辆安然无恙，随后将这一辆打破几个洞，也很快就不见了。简而言之，“破窗效应”的核心就是环境暗示和细节暗示。

从这个理论来观察，飞车党是广州治安混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原因在于城市管理的无序。治安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治安问题，问题在飞车党但答案在飞车党之外。凌乱的城市规划、拥挤的公共交通、肮脏的街道、城管和警察对待底层百姓和外地人士的不友好态度等等，都可能是治安混乱的原因。

就治安管理本身来说，也并非严厉打击就是一切。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美国一个小城市生活过，那里的治安状况比广州要好很多，但是你经常会很容易地收到一些安全提示，有时甚至是一个小册子，其中包括不安全因素、场所、自身防范和求助渠道，在校学生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打电话要求警察送你回家，等等。在广州治安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警方在这些细节上的关怀和防范又做了多少呢？

孤独的城市里难遣的乡愁

我又一次诵读纳兰性德这一首《长相思》，又一次感慨万千。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就像很多抒情诗允许人们过度阐释一样，每一次，我都能读出这首词的预见性，觉得它就是我们的某种现实的写照：日夜兼程地赶啊赶，前途依旧风雨迷茫，身后的故园越来越远，乡愁日渐沉重地笼罩心头。

上海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群落面临拆迁，本来这也许会被当作一般的古建筑保护题材对待，但是它有一个影像资料，这个影像资料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它要叫“乡愁”。哦，乡愁，正是这个名字击中了编辑部会议的神经，决定要把它做成重点。

听说，也正是这个名字，让无数跟石库门无关，甚至跟古建筑保护无关的人们，本地人，外地人，金发碧眼的异乡人，走到了一起，追寻繁华都市里市文化的乡音。

作为中国人，我常常感到尴尬：书上说我们有过悠久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却几乎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放眼望去，不是工地就是新楼；而另外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历史非常短暂，但是人们却生活在历史之中，拥有历史。书上说日本韩国的文化源头都在中国，但是我们要感受这种文化却还得去他们那里。书上说我们是礼仪之邦，但是有时你不得不承认，外国人比我们更知书达礼。

浮华的城市里，找不到我们的精神家园。苍凉的现实中，寄托不下我们沉重的乡愁。

每一个都市人都拥有共同的乡愁，每一颗乡愁的心都怀着同样的惆怅。李泽厚先生将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果真如此，实乃万幸啊，否则我们早就像马尔克斯笔下马孔多镇上的人们一样孤独而逝了。

同时，这样长久的孤独和这些共同的经验让我们发现：问题可能在古建筑保护之中，答案却一定在古建筑保护之外；问题可能在传统文化教育之中，答案却一定在传统文化教育之外。

（有关上海石库门拆迁引爆都市乡愁的报道，详见本期第15~20版。）

南都周刊·生活2006-8-11开卷语

女儿的兔唇真相不是你致谢的礼物

长平

娱情娱理

我对年轻父母的“育儿博客”一向不甚了然，因为这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隐私。很少有人在写之前去征询过儿女是否同意，而即便同意也未必就可以写，因为孩子没有自决能力，需要你来做他的监护人。你这个监护人，是该保护他的隐私呢，还是贩卖他的隐私？你滥用监护权，甚至侵犯隐私，孩子也多半拿你没办法，但是你自己要想得明白。

隐私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隐私感则因人而异。就自己的成长经历而言，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都用在了向父母守护自以为是的隐私或者不乐意让他们到处张扬的事情上。每当发生冲突时，父母总是强调是为了我好——用书面一点的话说，就是父母总是爱孩子的，但我当时那受伤的心里想得更多的是：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兔唇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但是倘若在出生后数月即已整形矫正，这就应该是一个女孩儿的隐私了。作为明星之后，难免被一些黄色小报说东道西。当父亲的人，只有尽全力以抵挡之，或者作无可奈何状，哪有亲自端着女儿的兔唇真相，像端着一盘猪耳朵肉一般，四处感谢亲朋好友的？隐私的确可能成为礼物，那也该由女儿长大之后送给她最亲密最信任的人。父亲这么急匆匆地透支掉了，女儿只剩下一辈子的难堪与羞愧。难怪孙楠坚信那个公布女儿隐私的博客不是李亚鹏写的，“我想任何一个父亲都不会这样做”。

如果患兔唇的是你李亚鹏本人，你出来公开承认，那是你的勇敢。但这个人是你的女儿，你这样做就涉嫌违法了——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12条说，“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该依法承担责任”。

我尤其想不明白的是，李亚鹏在其博客中，花了很多篇幅谴责娱乐媒体的十恶不赦，难道他自己真的不明白，博客不也是一种媒体吗？他自己的博客，不更是大众媒体新浪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他自己早论证过，一份严肃媒体的发行量远远比不过网上一条娱乐新闻的点击率，并质问大众媒体为何对他的结婚生子感兴趣，他自己操办的这份媒体到底又是靠什么赢得数百万的点击率呢？难道是因为他谈了哲学、历史或者大学生就业、高莺莺命案？他亲自公布女儿兔唇的这条消息，点击率直逼百万，相比之下，他所谴责的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力根本不值一提。

只有傻子和骗子才会说，公开发表的博客是写给自己和朋友的私人日记。如果真的按照老婆的指示“对媒体就算了，对那些好心的朋友该有个解释呀”，李亚鹏你直接打电话或者群发邮件好了，你真的不知道，你写博客主要是在向大众发布消息或者向媒体报料吗？

当披头士成员麦卡特尼抱怨媒体炒作他的婚姻导致他要离婚时，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指出，越是有钱的人，越容易保护自己的隐私，凡是名人曝光在镁光灯下，都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此言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