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九月 2006 ↓

“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出身名门，却喜欢学驴叫。他死以后，生前好友前往吊唁，贵为丞相之子的曹丕提议说：王粲爱学驴叫，我们大家就学驴叫来悼念他吧!于是葬礼上驴声一片。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受道家影响很深，站在儒家的立场看，他们离经叛道，完全是在恶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前天孔子诞辰2557周年纪念这样一个对儒家来说非常严肃的场合，也有人发出了两声怪叫。
发出怪叫的人，倒是跟曹丕一样有着令人尊敬的地位，一位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一位是人大哲学院副院长。这两声怪叫分别是：建议将9月28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建议每个人把《论语》读100遍，方法是“只读原文不管懂不懂”。
在现代大儒们的各种主张中，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对经典不用理解只管背诵。我一直认为，古代的孩子这样做，是因为私塾先生的无能。而照现在这些先生们的主张，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先前还只用于教唆小孩，理由是他们年幼，强于记忆而弱于理解。如今干脆把这个辩解中最有力的理由也抛弃了，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也就是说，明明有可以帮助理解的注释和讲解，也有理解的能力，但偏偏就要不懂；读他一百遍，看看自己会不会豁然开朗。这分明是对人类知识积累的嘲弄，完全是巫婆神汉的做法。我相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肯定是教育家孔子，否则他还杏坛设教干什么？他竟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岂不是很反动？因为思不就是试图理解吗？
联系到改圣诞节的提议，我猜想是造神思维在作怪。很显然，那些或明或暗地希望把儒教上升到宗教并成为国教的现代大儒们，拿孔子比耶稣，拿《论语》比《圣经》。在新教徒中，的确有强调诵读《圣经》原文、轻视或者不管其他阐释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世纪时教会对《圣经》的过度阐释，并由此剥夺了普通教徒阅读《圣经》的权利。于是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加尔文等，都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通过阅读《圣经》原文而接近上帝。这种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教会压迫，而不是针对经文讲解，不过是换了一种讲法而已。单就《圣经》原文本身，不要说普通教徒几乎无人能读希伯莱文，就是英文译本也从詹姆王版到了最新国际版，新版的现代口语化程度，远非大儒们可以想象。
《论语》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借用新教徒对《圣经》的态度，以为强调只读原文就可以称王称圣的话，那就是一知半解的东施效颦。
如果说上述逻辑大儒们并没有明说，很可能是我的猜想的话，那么他们明确倡议的弃12月25日而9月28日为“圣诞节”，就如同以前他们建议把七夕叫“中国情人节”一样，更是毫不害臊、明目张胆的东施效颦了。
就因为西施美丽得出了名，东施就要模仿她的套路；就因为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搞得很成功，大儒们就想加上“中国”二字贩卖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都会变成笑话。这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学者深刻的文化自卑感，另一方面凸现了他们又功利又懒惰。
带着深刻的文化自卑感，拙劣地模仿别人的学者，却号称要振兴民族文化，这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这些人动辄要创设宗教，但他们是否研究过世界上各大宗教的起源，有哪一个不是立足于底层百姓迫切的现实需求，以极大的仁爱、极大的牺牲、极大的坚韧来完成伟业的？眼下中国百姓是否有这些需求？这些儒学大师们是否深入地了解过、深切地体察过、深情地关怀过他们？对各大宗教的草根基础视而不见，而只看到其政教合一时候的风光，这是何等的可恶!
没错，这些一心要把孔子捧成耶稣、自己也好弄个教皇当当的现代大儒们，要么大言不惭地，要么明火执仗地，实践着所谓“走上层路线”的战略。罔顾百姓，勾结官僚，动用行政资源和国家财政，谋求文化权力，就是他们的野心。
地方官员主动配合，却又出于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儒学大师们也不会不明白，地方政府在意的是旅游经济和招商引资。秦晖教授上周来南方都市报开讲座，就讲儒学从来都是工具，一会儿被用来反法家，一会儿被用来反西学。地方官员显然更加功利化地利用，直接用来挣钱，未必真的在乎是孔子还是耶稣。
在我看来，儒学大师们不仅心知肚明，而且变本加厉——国家要发展经济，他们就说子贡是儒商第一人；领导要以德治国，他们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家都在学习和谐社会，他们就把“孔子文化月”的主题定为“明德贵和，读经新民”——这些拍马溜须的大师们，还是让人家的“圣诞节”好好地呆着吧。

奥里亚娜•法拉奇是一位意大利记者，9月14日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全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中国媒体尤其进行了充分的怀念。
对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外国记者，为什么可以如此连篇累牍地怀念，而且如此深情厚意地怀念？这是因为，首先，法拉奇采访过邓小平，访谈内容被摘编进《邓小平文选》，得到了官方最高级别的认可；其次，她是一位成功的记者，先后采访了数十位国际风云人物，而且提问尖锐而生动，是中国记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
央视访谈记者王志毫不掩饰他的敬仰：“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见《南方周末》报道）
另一位电视制作人王利芬则完全成了追星族，在博客中说，她在美国期间曾专门申请去听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录音（未果），也曾专门为她访问过佛罗伦萨，“当我从车上下来第一眼看到这个城市时我最后在灯光中离开这个城市时，我还记得我心里曾反复说，这就是那位最棒的女记者的出生地，我想像着她在这个城市出入的情境，心中倍感亲切”，“她写的风云采访录我曾反复分析过，这是在我做记者期间。现在看着书上密密麻麻的划的道道，尤其是在她去逝的今天，真是太有感触了。”
不要说法拉奇坚强的理性和极富感染力的文字，单是她采访的一系列政治人物，基辛格、阿拉法特、勃兰特、邓小平等等，尤其是她采访中的平等乃至挑衅的态度，就足以让中国记者艳羡几辈子了。上述二位都是大媒体中的名记，他们采访过的最高级别官员应该是部长吧，而且到了这一级别就如履薄冰，唯恐得罪了——即使表面上玩点质疑和追问的把戏，但骨子里谁都知道你不敢怎样。
于是终于有同行朋友提出：“我们怀念法拉奇，我们更怀念邓小平，优秀的采访者也要靠优秀的采访对象成就。”他说，想问法拉奇式问题的记者大有人在，但愿意像邓小平一样以开放心态回答这样问题的采访对象并不多见。
一针见血地，这个说法似乎揭开了中国媒体借机大肆怀念法拉奇的谜底：面对这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们还是有攀爬的愿望——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么好的采访可以由中国记者来完成？在中国庞大的记者队伍中，有多少人有希望成为法拉奇，或者成为她的几分之一？而不是像王志那样“不可能成为法拉奇”而只能仰望？
通过这些天的报道，中国普通读者也都知道了，法拉奇是一个传奇，她缔造了新闻史上的神话。这个神话源自以下因素：她深厚的学养、良好的文学功底、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决心、勇敢无畏的精神、藐视权贵的性格、细致缜密的作风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在这些个人禀赋之外，那个朋友给出了另外一个视角：是怎样的社会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个天才？
首先是她身处的社会对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欣赏和推崇。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法拉奇是一个自由记者和作家，临时受雇于欧洲和美国的多家大媒体，丝毫没有受到户籍、国籍和单位体制的牵绊。她自由出入于越南战场、印巴战场和中东战场，并不需要意大利某个机构的批准。她随心所欲地描绘和评判国际政治风云人物，对少数人极尽赞美之能事，对大多数人挖苦嘲笑乃至丑化，并不需要和意大利政府的外交口径保持一致。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声称掌权者并不出类拔萃，也不比谁聪明和理智，只不过有胆量有野心而已，但掌权者即使受到她的伤害，也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她。事实上，她在权势者面前越是桀骜不驯、锋芒毕露，越是得到人们的敬重，也越是能争取到更多的采访机会。
甚至，法拉奇爱不爱国，都是一个问题。她多次宣称不喜欢意大利，不喜欢欧洲，而推崇更注重自由精神的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干脆搬到曼哈顿去隐居起来，以躲开“一个比我更病态的意大利”。9.11事件之后复出的作品里，她更痛斥欧洲大陆“像一个娼妓那样向敌人出卖了自己”。当然，这一切又都可以解释为“爱之切恨之深”，毕竟她在去世前十天回到了家乡佛罗伦萨，做了一个“叶落归根”的行动。事实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并不纠缠于这些，她的著作十分畅销。在得知法她去世后，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再说到作为法拉奇采访对象的邓小平。那是1980年，中国走出了动乱阴影，政局甫定，百废待兴，但很多历史疑问还有待回答。邓小平的身份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却是国家的实际掌权人，自信而从容、有话要说而且深思熟虑。面对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干脆直率，表达清晰，用语浅显，既不炫耀外语，也不背诵诗词。即使争吵起来，他也并不痛斥记者不会提问，反而称赞她“有些深度”，主动要求再谈一次，给了法拉奇一个惊喜。
邓小平在那次访谈中的表现，无论对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还是国际形象的树立，无疑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坦诚开放地面对媒体，营造自由交流的谈话氛围，而不是一味地害怕甚至打压媒体，这是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专门开设课程，教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老师“教导他的官员学生们要记得一点，那就是历史证明，媒体的监督是确保权力滥用的最佳方法。对媒体隐瞒真相，也就是对人们隐瞒真相，最终受损的，还是政府形象，以及有关的官员”，“很多时候，还需要学会如何向媒体推销自己想要民众知道的消息” 。（见正在哈佛访学的记者闾丘露薇的博客）
闾丘露薇在博客中还提到，最近新华社重申对于外国通讯社的规定，就在美国炒得非常热闹，“看了一下，标题就相当的负面”。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跑道，汉娜•阿伦特说，有些跑得快的人，远远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她是在解释本雅明这类杰出的人为什么总是死后成名。今天我想起这句话，却是因为看到好多明星都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被八卦记者捅出来的情感经历。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先听我讲一段旧闻。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有一位甜歌手，遇到了厦门一个大人物的侄子，还获赠一辆红色跑车。这事儿现在都家喻户晓了，可当时还是一个秘密。我所工作的报社，有一个娱记得到机会采访了甜歌手（没有录音），证实了这件事，写出了报道。那时的娱乐报道并不八卦，都把艺人写得德艺双馨，爱事业也爱家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甜歌手后悔了（从事后看真是先知先觉），态度坚决地否认这段甜蜜爱情，而且否定接受过记者采访。
甜歌手一边通过在法院工作的姐姐找宣传部门，一边跟报社进行法律上的交涉。由于她这么费事儿，而且态度足够坚决，报社怀疑记者编造假新闻，刊登了致歉声明，并令记者亲口向甜歌星道歉。最后，这个记者灰溜溜地离开了报社。
好在这条跑道不算太长，四年后厦门那个人物案发，红色跑车成了新闻，事实跟在谎言后面，终于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公众的视野。
明星当然有保护隐私的权利，但是坚决否认事实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值得商量。甜歌手事件的一个后果是，现在我看到那些态度坚决的声明，都会产生怀疑，明知道有些声明可能是真的。
以我的理解，一纸正式的声明就相当于指天发誓。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誓言并不重要，谎言也并不可耻。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的目的（比如保护隐私），以坚决的态度撒个谎是可以理解的。上了床的人可以说不认识，当面采访了可以说根本没这回事儿。
为什么要说是我们的文化呢？香港明星阿娇被偷拍而痛哭流涕，引发群星上街抗议。我们这里就有人说，干嘛这么傻，干脆不承认就是了，声称图片是造假，态度坚决点，人家就会相信。
还可以比较的是，当时号称最了不得的大片《十面埋伏》宣传时，三大主演中，金城武说对剧情没感觉，不明白里面的爱情，刘德华也说导演让怎么拍就怎么拍，惟有大陆演员章子怡配合得好，还接受采访大谈跳舞的感受，圆了自己的舞蹈梦云云。章子怡的惊艳舞蹈就是那部电影的卖点。如今我们都知道了，这又是一个比事实跑得快的谎言，那段舞蹈大多由替身完成。

长平

七年前“小龙女”事件还没有曝光的时候，成龙的形象那是相当地完美，堪称德艺双馨，感动中国。那件事儿把“德”是给毁了一点点，但“艺”还依然坚挺，其中一个他一再宣称的证明是，他从来没有拍过“不健康的电影”。我简直怀疑卡拉OK被要求只唱“健康歌曲”，就是因为听他的宣传太多了。现在好了，媒体揭出他31年前演过极不健康的电影，而且同样是不用替身亲自上阵的敬业态度，那是一部名叫《花飞满城春》的“三级片”。
演员被曝难堪的往事，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在这两件寻常的丑闻中，成龙的表现还是不同寻常，那就是他都很快地承认了事实。对于演艺圈的人来说，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李安说成龙“大字不识几个”，我猜想这正是他保持朴实和憨直的一个原因。假如他在北影或者中戏上了几天学，认为“自己最大的缺点是小资”，那他肯定死不认账——有人说他整了容，他一定要到医院去验明正身；有人说他被人包养，他一定要告上法庭；有人说他的电影笑场，他就说别人没笑就是给了你一个耳光；有人说他跟女演员睡觉，他一定会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孩子，我跟×××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
不仅承认自己的丑事，一向以孝心感动人的成龙，还主动曝出母亲曾经偷运鸦片，而父亲作为海关警察玩忽职守、假公济私俘获美人心的陈年旧事，一点都不为尊者讳。
我相信成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心底极其渴望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也希望父母的形象光辉灿烂。这么多年他利用拍电影的机会，也的确塑造了不少。但是，一旦事实并不如愿时，他首先尊重的是事实，而不是忙着虚构自己的形象。生活的不完美，那是令人遗憾的事，但它胜过费力虚构的完美。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道理，急于维护成龙形象的人为数不少。去网络看看跟帖和评论，你会发现无数的人在大骂记者——过去了的事情还说它干嘛，甚至有人责怪成龙理睬这些“无聊的报道”——意思是以沉默或者抵赖来否认，就像多数演艺人员所做的那样？——再细看他们维护成龙形象的理由，你会发现原来不一定和成龙这个人有关系，比如：“成龙大哥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是许多国家级运动会的形象大使”，等等。
成龙还自己披露说，在新片《宝贝计划》中，他本来要演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剧本没有得到广电局的通过，“或许在他们的印象中成龙不能演坏人，所以只好改剧本，将我的坏人的成分减到最低，去到许冠文身上”。为了维护这个“中国人的骄傲”，广电总局真是用心良苦!原来审剧本还有这种功能：让这个演员少坏一点，让那个演员多坏一点。许冠文真倒霉。
广电总局可能很痛心，觉得成龙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我却为成龙有过这些“污点”而高兴，至少可以脱身于更多的高大全塑造。
也有人认为，跟很多小明星一样，成龙为了宣传自己的新片，不惜炒作丑闻吸引眼球。我一向对这种诛心之论不屑一顾。假如有明星承认自己和导演睡觉的事实，大家去为她的电影捧场也是值得的，就算电影不好看，毕竟她也为生活的真相作出了贡献。德国的诺贝尔奖作家君特•格拉斯，最近在新书中自曝曾在纳粹党卫军服役3个月，引起舆论大哗，也让他的书在3天内畅销13万册，你能因此否则一位老人直面历史的价值吗？
不过，这样的比较可能抬高了成龙。演三级片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用“为了生活什么都要做”来解释，就跟他当年说出“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句名言一样，检讨显然是不够深刻的，比起同样拍过三级片的舒淇说的“我要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件穿起来”，差距也是相当地大。

一位作家写过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社科院演讲时的盛况：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把演讲大厅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大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奥里亚娜•法拉奇，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于本月14日因患癌症在家乡佛罗里达病逝。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法拉奇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尤其是被战争或革命笼罩的越南、中东和南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撰写了大量震撼人心的新闻稿件。其间，她以问题尖锐、言语犀利、咄咄逼人的风格采访了众多国家元首和政界名人，包括基辛格、甘地、侯塞因、阿拉法特、西哈努克亲王等等，被称为“没有任何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新闻记者”。她在文章中揭露专制、反对集权、呼唤民主和自由，成为世界新闻舞台上的自由斗士。1968年她甚至亲自参与到墨西哥学潮中，在政府的镇压中受伤。
1980年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次采访中有关国内问题部分的摘要，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她的尖锐风格，开头那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提问。
邓小平在采访中从容应对，但很多政坛要人却被她的采访弄得赏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法拉奇的逼问是他经历过的最悲惨的访谈遭遇，谈话的内容直接影响到他和总统尼克松的关系。在采访伊朗总统霍梅尼时，法拉奇问：“戴着面纱怎么游泳？”并当面拉下了自己脸上戴着的面纱。
80年代移居被她认为其自由精神“高度文明”的美国后，法拉奇几乎封笔20年，直到9.11事件发生，他撰写了《愤怒与自豪》的长文，严厉谴责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有人称她为欧洲的良心，另一方面有人以散布种族仇恨将她告上法庭，伊斯兰组织并发出追杀的警告。
法拉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新闻斗士。她的一句名言是：“你曾经渴望战斗，你现在仍然斗志昂扬吗？好的，就我自己而言，一息尚存，就要战斗。”
她让我们想起另一位也曾采访过邓小平的新闻记者，美国人迈克尔•华莱士。他们都对严肃的重大新闻感兴趣，而且采访风格都强悍而凌厉。华莱士说：“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从业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他承认，他的采访风格是无情的，“甚至是无理的、挑衅的。”上个月，他以这种方式逼问得强硬而狂傲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主动叫停。
无疑，这种采访风格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他们对采访对象不够尊重，粗暴无礼，甚至主观臆断。拿这两年中国媒体流行的话说，就是不够理性、建设性。
十多年前被一名中国学生请求“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法拉奇死了，而声称“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惜深入新闻黑洞”的华莱士也退休了。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他们？是否还需要新闻斗士？
从新闻专业上说，反对者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够客观中立，强烈地干扰了受众的判断。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法拉奇和华莱士在采访中都犯过明显的错误。但是，一个人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不带任何思想和判断“零度介入”？如果不能，就意味着记者必然具有预先的观念，那么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观念呢？是拥护自由、民主和文明的，还是维护专制集权和落后的？“理性”怎样才不成为媒体和权势阶层共谋的借口？“建设性”怎样才不成为奴性的代名词？
放眼中国目前的报纸、电视和网络访谈，记者对社会名流都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一团和气的作派。在这种情况下，悼念死去的法拉奇很有意义。

大江健三郎，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榜样

长平

一个真正对中日关系有兴趣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认真读一读大江健三郎上周在北京的两场演讲的记录。看得出来，这位作家为这两场演讲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用情甚笃，用心良苦。

一场是在北大附中，讲给年轻人听的，题目叫《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即便是国内的作家，也很少见到这样饱含深情而又循循善诱的演讲。一开始，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谦卑而又真诚地拉起了家常：“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间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这是在回忆读鲁迅的小说。他详细地讲了翻译的版本、孔乙己的注音，以及阅读时自己的想象。演讲中间，他还穿插了自己的不幸的智障儿子的成长故事。

另一场是在社科院，对作家和学者讲的，题目叫《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开头则讲了1960年他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日本民众大游行抗议政府修改安全条约，他作为一个反对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行动。随后，他阐释了日本政治哲学家南原繁的思想，表达自己对于中日关系和世界未来的忧虑。

大江健三郎是温和、低调、朴素而儒雅的，跟华丽、夸张、动辄炫耀演讲技巧的李傲之流完全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演讲技巧非常高超，从形式到内容，都针对不同的场合做了精心的安排。但是我这里讨论的不是演讲技巧，而是一个作家的内心的真诚，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在中日关系中的行动。

听他演讲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位老人耐心细致得有点啰嗦。其实，读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和散文，都会有这种印象，这是因为他对读者掏心掏肺的写作态度，一个借助鸟雀的叫声把智障儿子训练成作曲家的父亲特有的态度。演讲之后，他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却在整个参观过程中，紧闭双唇，一言未发。我的理解，这就是真正的言为心声，无言也为心声，而不像政治家和投机分子，在各种场合都急于表态，各种表态都大同小异。

通过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书，而把日本文学理解为雅怨和哀美的人，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尤其他的散文，一定会感到困惑。大江自己也说，很多人认为他的散文文学性不强。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描写能力的人，却并不一味地沉溺于文字的玩赏，而以介入生活的态度，用文字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焦虑，写出了一种介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文字（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报告文学）。例如〈广岛札记》中，“１９６３年的一个夏日，我到达广岛时，天刚蒙蒙亮。荒凉的无人之城的幻影一瞬间从我眼前掠过”，这是一个作家的感悟；而“众多事实表明，常务理事被拒之门外，迟迟不散的常务理事秘密会议正陷入僵局……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外国代表团，特别是中苏代表团之间的对立，使常务理事会左右为难，如陷泥潭”，则是典型的时事新闻报道。把超强的个人体验能力与对时代与社会的关怀和担当揉和在一起，这正是大江健三郎的价值。

再回到这两场演讲的内容。从题目中可以看出，这两场演讲有着相同的主题，那就是希望，无所谓有的希望，以及绝望中的希望。他读了一辈子鲁迅的书，对鲁迅思想的阐释，便是希望二字：“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相比之下，近年国内那些关于鲁迅是不是偏激阴暗是不是不够宽容不够爱的争论，则显得促狭而猥琐。

大江健三郎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未来。他引用自己喜爱的法国诗人瓦莱里的话说，“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他一再保证，回到东京后要对日本的年轻人做同样内容的演讲，因为未来在中日两国年轻人的手中。

用鲁迅的希望观来看目前的中日关系，着眼于希望和未来进行思考，比起国内吵吵嚷嚷的愤青和无所用心的作家来说，大江健三郎真的让我们惭愧。尽管他一再宣称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只是一个老年小说家，但是他对国际时事的观察入木三分。眼下的中日关系，的确有些荒凉，如同鲁迅在《一觉》中谈到的阴沉的沙漠，然而鲁迅说，“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在粗暴上接吻，也许有些痛苦，甚至有些屈辱，但这正是希望所在。鲁迅留下的精神财富，这被这个日本人细细品味，而且以他的行动，正在践行着。

抗议是必要的，谩骂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惟有真诚地敞开心扉的沟通和交流，像大江健三郎所做的这样，才是两国年轻人建构未来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做得如何？就历史而言，我们有大量的遗迹和见证，就未来而言，我们有生机勃勃的创造，让更多的日本人，不仅左翼的，还有右翼的，多过来参观与辩论，又会如何？而让那些整天在网络上泄愤的年轻人，多过去参观和交流，是不是更好？

我们的知识分子，又为两国的年轻人做了多少这样真诚而细致的工作？大江健三郎在演讲中说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

湖南卫视最近推出一档新的节目《变形记》，被称为“超女”的接班人，也就是说作好了轰动全国的准备，事实上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它的构思并不新鲜，即是人们常说的换个角度看问题，但它很聪明地把这个道理形象化，选择一些人来生活角色互换一个星期，以真人秀加记录片的形式再现。
和湖南卫视的其他出品一样，这其实是一个娱乐性很强的节目，追求观看时的戏剧性效果，有策划和导演的痕迹，但是由于它涉及到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必然引发人们认真的思索。我看完了第一对角色互换者的几期节目，又看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发现要真的换位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虚假的换位甚至还会引起一些误解。
这一对角色中，一个是长沙城市少年魏程，他家境富裕却无心向学，沉迷于网络游戏而颓靡不振；一个是青海边远乡村少年高占喜，他家境贫寒但勤学上进，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他们角色互换短短一个星期之后，城里孩子懂得了珍爱生活及实现自我，乡下孩子增长了见识从而更加努力。然而，这只是一个节目的大团圆结局，撇开那些被编导筛选掉的情节，单是从播出的内容看，实际情况也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视角的节目。无论是节目的形态、趣味、主持人和观众定位，显然都是针对城里人的。乡下人在节目中只是充当道具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说城里人也充当了道具，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城里人其实是自导自演自我欣赏，而乡下人则完全是他者。这就是为什么节目中城市少年的表现符合逻辑，条理清晰，而且收获最大，乡下少年则面目模糊，令人困惑，而且到头来说不清楚他到底收获了什么。
这并不是因为乡下少年真的行为没有逻辑，或者说困惑就不是好事，而在于编导和观众思考问题的角度并没有真正转变。比如，其中一个令主持人感慨唏嘘的事情是，口口声声喜欢读书的高占喜，到了魏家居然也迅速地喜欢上了电脑游戏！喜欢电脑游戏就不好，这就是城里人的思维，因为他们的孩子深受其害。如果真的站在乡下人的角度，一个孩子的七天换位时间里，最感兴趣的，显然不是熟悉的书本而是稀罕的电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熟悉电脑的魏程在乡下中学里，不就当起了老师吗？
媒体报道中还反复提及的一件事是，平时每月零花钱只有一元的高占喜，竟然花二十元请人吃饭、花三元坐公园巡回车，节目的画外音惊讶到发出了“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评论。其实，高占喜如果像在乡下那样花钱，那么他必定在城里寸步难行，就像魏程如果像在城里一样走路，他也会在乡下寸步难行一样。人们之所以惊讶，无非是并没有真正随着节目让角色换位，心里感叹着：看啊，他竟然像我们城里孩子一样花钱!
城里人看了这个节目会想，有机会让孩子去乡下感受一下苦日子是一件好事。乡下人看了这个节目会怎么想呢？哦，城里的坏孩子来我们这里就变好了？原来乡下比城里好啊!如果得出这个结论，这些做梦都想当城里人的乡下人一定困惑死了。这就是作为道具的困惑，因为这节目不是做给你看的，并不在乎你怎么想。
相信大家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挑一个电视节目的刺，我只是想借此指出，在一些习惯性思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偏见，哪怕是一个号称换位思考的节目也难以避免。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尤其如此，比如人们会认为白人研究黑人比较客观，黑人研究白人则难免偏颇；男人研究女人则比较理性，女人研究男人则非理性。在中国，城乡差异造成的习惯性偏见则已经内化，彼此都不知不觉了。同样在这个节目中，城里的颓废少年到乡下，一句“我是来体验生活的”，就可以找到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乡下的优秀少年，到城里却茫然失措，向隅而泣。
大家都知道美国有部描写南方种植园生活的名著《飘》，其中就很白人习惯思维地写了黑奴的愚蠢而快乐，以及他们和白人奴隶主的和谐共处，对他们的苦难和反抗视而不见。几年前有位黑人女作家对此不满，就从黑人的视角，以一个私生混血女代替富家白人小姐作为故事主角，对这部经典进行重新叙述，连书名也从“飘（Gone With the Wind）”改成了黑人口语化的“风是飘过了（The Wind Done Gone）”，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站在白人文化的传统角度，人们又发现这部大受黑人欢迎的小说不够文学性。不用说，在现实中国，假如真的有一个站在乡下人角度的换位电视节目，那只会成为城里人的嘲弄对象，也别想从城里人的钱包里得到广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