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老李正在家中休息，逢人口普查员上门登记。“请问你的户籍在广东吗？”“不在。”于是人口普查员给他一个表格，其中一栏是“出租屋地址”。老李说，“你弄错了，我这不是出租屋。”普查员解释说，“我们只有两种表格，一种是常住人口的，一种是流动人口的。流动人口的表格中，不管你是自己购房还是租房，这一栏都叫‘出租屋地址’。这是政府统一规定的。”

    老李说，“对不起，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广州工作，不是流动人口；我住的是自己购买的房屋，不是出租屋。”普查员加重语气说，“这是人口普查，国家统一规定的，全国都是这样。”老李回答，“不管是谁规定的，我只想如实填写。”普查员说，“那我就写你拒绝登记。”老李说，“请你写清我不能把自购房写成出租房，否则我就是在撒谎。”普查员说，“没有这样的项目，我只能写你拒绝登记。”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11月1日。我查了一下，老李遇到的情况，应该是“广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整顿入户调查”，属于人口普查的前奏，可以看做是整个人口普查工作的一部分。根据相关规定，人口普查的内容也包括住房情况。

    为了这次人口普查，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动员会，要招募和培训600万名入户调查员。国家不仅颁发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还出台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对人口普查的目的、任务和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个条例规定，人口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相关问题，不得隐瞒有关情况，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据此，假如老李将自购住房填写在“出租屋地址”一栏下，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了。但该条例同时又规定，普查对象不得拒绝或者阻碍人口普查工作。那么老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再往下看，该条例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及其负责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人口普查资料”。这条规定的本意是防止地方官员为了“提升”政绩，篡改人口普查数据，但是强迫普查对象将自购房填写为出租屋，显然也是一种要求个人伪造资料的行为。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只是有关部门为了调查和管理的方便，并不会对调查对象有什么利益损害，老李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广州市各街办都有专职的“出租屋管理员”，他们“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真正的出租屋居住者，还包括非本地户口但一直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里的人。这些人士中，有的已经在广州生活二三十年，拥有稳定的事业，甚至购买了多套住房，既非“暂时”，也不“流动”。但是他们被认为是“暂住人口”，需要办理暂住证。要办理暂住证，他们就必须去找出租屋管理员来管理自己。尽管他们感到很别扭，但是有关部门为了自己的“管理方便”，从来也没打算去矫正。到了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还要接受“户口整顿”。

    比他们更别扭的，是那些工厂里的劳动者。不管他们在工厂里干了多长时间，早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但是他们仍然被叫做“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哪怕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完全分不清麦苗和韭菜，身份仍然叫“农民”。如果他们到父母的工厂去工作，就叫“第二代农民工”。没有人感觉到这其中的荒谬。假如把干部家庭出身的工程师叫“干部工程师”，把户籍在北京的记者叫“北京记者”，感觉又是如何呢？

    在上述例子中，“出租屋”、“流动人口”、“暂住”、“农民工”等都是体制性的谎言，这些谎言的存在都是为了“管理方便”。为此，有关部门强制人们习惯使用谎言，直到对它毫无感觉，甚至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通过法律法规强调“如实填报”、“不得提供虚假信息”，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培训普查员的言谈举止、仪容仪表及礼节礼貌，好像整个工作都精细无比。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构成了另外一种谎言。

    因此，我完全赞同朋友老李的较真，拒绝配合任何人说谎，尤其是权力部门的谎言，哪怕它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哪怕它看起来无关大碍。

广电总局有一位官员，目前在华中师大讲座时表示，低俗电视节目应该坚决叫停。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引人注目的是，他为高雅、通俗和低俗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这些例子分别是《感动中国》、小沈阳和凤姐。

我能理解这位官员肯定《感动中国》虚拟的道德救世论调，也可以猜想小沈阳因为上了春晚而获得官方正名，但我不太明白，在他的逻辑中，凤姐又是如何低俗的？这种“低俗文化”是否可以因坚决叫停而消失？

凤姐是一个叫罗玉凤的女孩。这个女孩跟小沈阳不同，她本来不是什么演员。如果是的话，那么她是一个真人秀。她发迹于一系列的表白，其中最惹人发笑的是，“9岁博览群书，20岁到达顶峰，……爱看人文类的书，比如《知音》和《故事会》。”这可以视为无知或者假装无知。在这个社会中，无知的人和言论太多了，她不可能靠这个成名。何况，按照世俗的标准，她身材相貌都不好看，还是一个普通的超市收银员。这样的女孩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不遭社会遗弃已是万幸。真正让她一举成名的是，她在征婚节目中不仅说了这些话，还开出了极高的择偶条件，要求对方是北大清华毕业的，还得有房有车。

罗玉凤大概存在自我认知偏差，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假如他们没有对既存秩序构成威胁，那么人们可能会在嘲笑之余施以同情。问题就在于，罗玉凤通过这样的方式，挑战了婚恋等级观念；而且，尽管她还没有找到如意郎君，但是已经从这种挑战中获利。人们认为，有钱有学历的人，不可能喜欢上一个无知而且难看的女人。因此，她的要求都是痴人说梦，狂妄自大。世人相信灰姑娘的故事，尽管灰姑娘也没什么文化，但是她必须具备美丽、善良、勤奋等传统女德。这种女德中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认可既存秩序的前提下做梦，也就是承认自己身份卑贱，得到王子的青睐是意外的恩赐。罗玉凤并非如此，她坚信自己聪明美丽，高标准择偶理所当然。这不仅令人捧腹，而且让人愤怒。很多网民还表示说，他们对此感到恶心。

罗玉凤由此而成为网络及影视红人，有人认为源自人们的审丑心态。但是，她和传统的丑角并不一样。丑角是一种舞台表演，演员的台下的生活即使缺乏尊敬，也还不至于普遍遭受鄙夷。人们对罗玉凤的观看，是一种撕裂她的尊严的方式，把她扔在舆论的斗兽场中，为她的丢人现眼而尖叫。她也有别于当年在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中走红的孔威廉。孔威廉唱歌走调，舞姿滑稽，受到评委的嘲讽时，他认真地回答：“我已经尽力了。我完全没有遗憾。”尽管不少人不过是看笑话，但是舆论上更多的声音，是在赞赏他的自信和勇敢。而在罗玉凤事件中，舆论风浪不加掩饰地挟裹着浓厚的恶意。

更让很多人受不了的是，罗玉凤并没有被这种恶意打倒，而是从一开始就主动出击，充分利用这种恶意为自己牟利。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先混口饭吃，再挣钱买个房子。那些最恶毒的咒骂，巴不得她死无葬身之处。然而，正是这些咒骂，成就了她的市场。试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舆论中，有人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讥讽，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恶意，她也就没有机会走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玉凤比那位广电总局的官员对社会的理解更深透。她说，“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我觉得他们应该从整个社会文化着手，而不是打压我们这些混口饭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怜人。”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位官员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一些挑战社会既存秩序的话，就会引出那么多的愤怒和恶意？恰恰就是因为有关部门总是叫停这叫停那，希望社会文化整体划一，什么事都得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答不中这个标准答案，但是你不能挑战它，更不能因为挑战而得利。在我看来，罗玉凤的走红，正是这些官员打造标准答案的结果。

如果我们原谅平主任的表演，就等于认同这样的官僚文化――把每一次灾难都当作领导们自我表扬的舞台
“平主任被人肉了，”央视主播李小萌以同情的口吻发了一条微博，“有人举牌要其走人，接匿名电话，精神恍惚，不敢回家，妻子哭泣，孩子不能上学。”这条微博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平主任是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他在接受央视采访介绍洪灾时，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有关“下游群众的安危”的提问，而是连篇累牍地提及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网民们认为他是“官腔浓厚”的“马屁精”，对他进行挖苦嘲讽并人肉搜索。
身为江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官员，在有民众被洪水淹死的情况下，平主任没有直接关心救灾情况，而是官腔十足地为领导表功，引发网民愤怒，证明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被官僚文化腐蚀。我也对他的家人遭到人肉搜索的伤害充满同情，但是并不认为他有多么无辜。
江西防总办公室主任祝水贵为他的下属开脱道：“当时大堤刚刚决口不久，现场很紧张，确实没有下面情况的数据，换了谁也回答不上来。”不知道祝主任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懂，网民们愤怒的原因，并不是他答不出来数据，而是他的所答，非但不是民生疾苦，而且只有没完没了的“领导重视”，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把坏事变好事”的宣传模式。
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李小萌在微博中为他的辩解：“我只问自己，我是平主任的话，不那样回答的可能性有多大？”平主任的同事也说，“他讲的这些材料是当时汇总的一个通稿，这不能代表他个人”，任何一个人在当时都只能那样介绍情况。
换位思考有助于理解当事人的处境，但是并不能成为混淆是非的理由。一件事情本身的对错，不能因为换个人也会那样做而改变性质。假如真的每个人都会那样回答，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如此一来，对平主任的抨击，不仅是对他的工作的批评，而且还具有了自我批判的价值――有时我们激烈地谴责某种行为，也的确是在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
这让我想到汉娜・阿伦特讲的“平庸的恶”。在所犯错误的程度上，平主任远远不能和汉娜・阿伦特当时的思考对象相提并论，但是官僚文化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所谓平庸的恶，就是以“职务行为”、“换了其他人也会这样”作为理由，为自己在职务中所犯错误乃至罪行进行辩护。汉娜・阿伦特认为，尽管体制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但是平庸的恶也是恶，其错误就在于放弃独立思考，心甘情愿地变成官僚体制的螺丝钉。如果我们原谅平主任的表演，就等于认同这样的官僚文化――把每一次灾难都当作领导们自我表扬的舞台。
那么平主任是否应该遭受人肉搜索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不应该。网民们应该按照官员们要求的，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然而他们知道，在很多时候，通过正当渠道反映的问题都如泥牛入海。就这个事情而言，平主任的上司已经表态，他的工作不会受影响。
人肉搜索是一种私力救济。在公法系统相对完善的社会中，过度的私力救济既不合法也没有必要。当公法不举的时候，私力救济就获得了正当性，而且容易扩大甚至泛滥。我们应该警惕滥用人肉搜索的危害，但是更应该清楚，在抗议表达受限或无效的情况下，人肉搜索等私力救济难以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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