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界举刀断指，砍开了上海钓鱼执法的黑幕，被称颂为血性汉子，成为媒体宠儿。此时，我更关心故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被孙中界的光明磊落映衬得猥琐不堪的“钩子”陈雄杰，如今他和他的同行们躲到哪里去了呢？孙中界的律师郝劲松认为“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那么这些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罪责？

陈雄杰作为“钩子”的身份，得到浦东新区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的确认。“钩子”的工作就是演戏，在面对调查组的时候，他仍在撒谎，说自己只干过这一单，但调查组很快发现其他执法活动的案卷中，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赫然在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是被政府执法部门训练出来的撒谎者。

《南都周刊》的资深记者谢海涛曾经对“钩子”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发现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层级分明，训练有素，被黑车司机普遍认为是黑社会。“钩子”们自己也不否认，有一个老钩子对谢海涛说，“做钩子的都不是好人，就是合法抢钱”。

显然，“钩子”群体具备黑社会的特性。但是，他们和通常的黑社会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世界上无论势力多么雄壮的黑社会，一般都知道自己干的是非法营生。而上海的“钩子”，撒谎欺人，栽赃构陷，却知道自己是在“合法抢钱”。当一个人认为抢钱可以合法的时候，不知道他和他的受害者怎样看待国家的法律？

更可怕的是，他们其实是政府部门的雇员。请注意，并非执法部门中的某些“蛀虫”，让他们为虎作伥，而是作为一种执法手段得到国家公权力机构的承认和推广。有些贪官也雇人干坏事，但这些人知道他是在违法乱纪，自己也是帮凶，一旦事情败露，也要受到惩罚。或者像重庆打黑行动所揭露的那样，有些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黑社会成员干坏事的时候，知道自己有一个后台，但一般也都知道这个后台见不得阳光。“钩子”不一样，执法部门告诉他们，他们不仅没有违法，而且是在执法。他们并非为个别执法人员工作，而是为法律和执法部门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工作。在去年“钩子”陈素军被刺杀的事件中，官方认可他们的身份是“协查人员”；在今年的张晖被构陷事件中，他们被交通执法大队的官员称为“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

从记者调查看，“钩子”们倒没有为“正义感”陶醉，而是深知自己的工作为人不耻，更知道自己整天都在欺骗良善，“有时披着白布，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骗取人的同情心，但又不仅仅像乞丐那样要点钱，而是污蔑陷害，给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法律所允许的，甚至是执法所需要的，不如此无法打击猖狂的黑车。因此，对他们治罪，就像给被国家征去杀人的士兵治罪一样，存在着伦理上的困境。

“钩子”多为社会边缘人群，有的甚至衣食无着，被执法部门利用，从人变成鱼钩，充当执法部门“合法抢钱”的工具。其中有些人成为“钩头”，过上了好日子，但多数人冲锋陷阵，只得到报酬中的“小头”。他们成为黑车司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人，有的遭到袭击，有的家人被绑架，有的自己性命难保。无论从个人幸福、人性良知还是社会秩序来说，他们都是被损害的一群。

假如“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得以成立，“钩子”们无疑也应该承担罪责。但是，作为受执法部门雇佣的“协查人员”，他们也应该起诉雇主，控告其不仅没有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而且直接带领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白毛女是否应该嫁给黄世仁？这个话题最近成为新闻热点。在年轻人那里，这可能纯粹是一个婚恋八卦，就像翁帆该不该嫁给杨振宁一样。但是在中年人及老年人听来，它首先是一个打破禁忌的感觉。在若干年前，也许有思维特别活跃的人士，在私下里谈论这些话题，但是在课堂及报纸上公开讨论，是难以设想的事情。

中国不仅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且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强调无神论，在很长时期内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大反封建迷信的年代，它反对有神论的含义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很多方面，中国又具有宗教性质，而且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宗教性质，比如“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又比如“神圣”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也许很多人会辩解说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但是众所周知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其不可侵犯性并不亚于真正的宗教禁忌。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毛泽东去世了，他享年八十三岁。三年级有一个学生，说了一句“我今年八十三岁”，就遭到老师一顿暴打。一个正当壮年的男教师，对着这个调皮的小学生拳脚并用，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地乱滚，但是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我们都觉得他死有余辜，因为他竟然说自己是毛主席！此前，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婴儿大便之后，没有擦屁股的纸，就将已经破损的毛主席画像揉皱了替用，遭人举报，她被抓去枪毙了。我的一个朋友讲过，当时他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上，不仅没有和大家一起哭泣，还忍不住笑了，他的妈妈回家后痛哭多日。后来他知道，妈妈哭不仅是害怕别人举报，更是认为她的儿子脑子有毛病，因为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悲痛，竟然不能让他伤心；不伤心也就罢了，他怎么可以笑呢？

歌舞剧《白毛女》成为舞台明星，然后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变得家喻户晓，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和其他“样板戏”一样，是缔造这些世俗神圣性的工具。神圣性这种东西，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工具们往往也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当时谁要敢说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后果恐怕仅次于拿毛主席画像给小孩擦屁股。

历史证明，宗教的偶像崇拜未必不可，但世俗的个人崇拜非常危险。同理，宗教的神圣性可以承认，而世俗的神圣化则为虎作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六十年的成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这些世俗的禁忌被逐渐打破的过程。尽管执政党由于政策方针及权力结构改变的需要，主动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否定，但是仍然有很多话题成为政治禁区。

最早的突破是小心翼翼的正面尝试。比如有人说，嫁人要嫁周总理那样的人，因为他长得那么英俊。今天看来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当时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都有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因为你居然把普通人的择偶标准和伟人联系在一起。随后，有人开始用疑问的形式，挑战一些神圣主题。我记得从维熙先生有一篇小说，正面描写了犯有叛国罪的人物，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刺激。那个所谓叛国罪，其实是公民没有迁徙自由并且受到迫害之后的潜逃。有人想要投靠帝国主义，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啊！乒坛名将何智利嫁给日本人之后，成为日本选手小山智利，真的让人难以接受。慢慢地，部分人开始知道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是公民的权利，郎平执教美国队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

事实上，关于白毛女嫁黄世仁这种话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是这种打破禁忌的尝试中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今天重新提起，为什么还有偷吃禁果的感觉呢？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禁忌没有打破，还有很多“神圣”的事情，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条件的、不容置疑的、只看立场的东西。人们对此怀着宗教徒般的虔诚，如果有人用讨论的口气提到这些事情，立马就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就会被要求闭嘴，甚至呼吁公权力去制止与惩罚。

禁忌是一堵墙，看似阻隔了别人，其实围住了自己。很多人因为禁忌而成为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举例说，当去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时，有不少中国人打电话给美国媒体驻北京记者，说一句“加州要独立”，然后放下电话，猜想美国人如何痛不欲生。事实上，如果加州真的有这个想法，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会认为这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事情。假如你看到我这个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是一个讨论者；假如你忍不住非常生气，那么你可能生活在禁忌之中。

从学术上说，任何禁忌，包括西方人所说的“政治正确”，都是对思想的钳制。人们应该具备是非观念，但是没有什么话题可不可讨论的。我期待更多的政治禁忌，就像白毛女嫁黄世仁一样，成为生活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