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构思那一刻开始，几乎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建国大业》注定是今年电影界的宠儿。从领导到明星，从政治到市场，从专家到舆论，近年来难得见到这样的琴瑟和谐。

当然只能说是近年来，因为早在三十年前，几乎每一部走红的电影，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几乎每一部都是献礼大片，每一部都星光灿烂，每一部都全民追捧——只可惜那时候没有“票房”这个词。

也有人说，其实从《英雄》以来的大片，包括刚刚获得今年华表奖的《梅兰芳》和《集结号》，基本上也都是献礼片。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区别在于主流媒体的舆论，别的大片饱尝唾沫，《建国大业》备受吹捧。

倒是导演叶大鹰，在十几天前骂过几句《建国大业》，说它“就是个2小时的MTV”，“它里头的那些明星只能在内地吸引小年轻，到了好莱坞算什么东西？咱们的大腕只能给好莱坞跑个小龙套！”不过叶大导的着眼点是“我的《天安门》肯定比它好看”。要比大明星，“《天安门》里有毛主席（真人影像），他是我们的最大明星”。

叶大鹰的较劲是典型的北京侃爷风格，没人敢跟他正面冲撞。是啊，那些靠扮演领导而出名的演员，怎么能够比领导的真身更厉害？不过，按照这种逻辑，就应该是历史记录片最卖座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以解释为：人们不仅想知道真实的历史，更想知道怎样来演绎历史。当他们熟悉的历史人物面孔，和更加熟悉的当代明星面孔重叠出现在银幕上时，安静的历史材料就活动起来了，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就娱乐起来了。

这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三十年前的样板戏，也是大量抽调京剧名角弄成的，而它们本身又成为明星的再生福地——尽管后来这些明星大多未得善终。不过《建国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明星的使用推向极致，让看电影变成了“数星星”大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看到最到位的评论的是，《建国大业》与其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颁奖片，相当于明星走秀直播。事实上，它不仅是对明星颁奖，也借此机会为历史人物颁奖。有一些不合格的历史人物，就没有资格出镜。比如若干领袖的夫人都露脸了，但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电影就当她不存在。

不出意外的话——要有意外，那么这个意外也太大了——《建国大业》在市场大捞一笔之后，肯定是明年国内各个电影奖红地毯上的最大赢家。那些评委们基本上可以休息了。有意思的是，在报道今年的华表奖的时候，媒体就纷纷说了，那就是一个走秀版的《建国大业》。

今年的华表奖为政府挣足了面子。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它召集了华人电影界的众多大牌前来献礼，一时间星光耀神州，华盖满京城。饱受诟病的“双黄蛋”和“分猪肉”似的颁奖，反倒衬映出政府的包容和大度来：来者都是客，露脸都有奖。“华表”二字，被解读成了“华丽的表彰大会”。

由于有两根华表立在天安门前，它们也被解读成“中华的表征”，被认为是国家的威仪。曾经有地方官员一时兴起，在当地建起了巨大的广场和几根华表柱，媒体记者见了大惊失色，认为此官野心昭然。

当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把“华表”和《建国大业》扯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要弘扬一下传统文化——在很久很久以前，故事并不是这样讲述的。

语言的变迁不足为怪，不过正本清源也很有必要。“华表”的起源，要追溯到尧帝时代。这位传说中的明君，为了听取百姓意见，搞了不少玩意，比如设“ “进善旌”，用来纳谏；立“诽谤之木”，用来闻过。这“谤木”一直沿袭下去，到了晋代它就被称为“华表木”了。再到明清，击鼓鸣冤和拦轿告状似乎更方便，“华表”逐渐成为一个象征，立于紫禁城内外，提醒帝王勤政爱民。无论如何，它肯定不是现在人们想象的，是“国家威严”或者“华丽表彰”。

本来，《建国大业》的题材，可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表奖”，那就是一个政党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反对不善于“纳谏”和“闻过”的独裁专制政府，从而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

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当《建国大业》轰轰烈烈上映之际，观众在忙于“数星星”的时候，看到的是被误用的“华表奖”，也就是“华丽的表彰”或“国家的威严”，而不是从舜时代传承下来的“谤木”。正如电影《集结号》在今年华表奖上出尽风头，并不是因为它讲了一个上访的故事，而是因为它华丽地装裱了“忠诚”、“献身”之类的历史广告。

在做媒体编辑的若干年内，我每年都要为国庆报道的策划费尽心思，但是并没有因此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下意识遗忘的结果。

记忆中最难忘的国庆节，是1984年的大阅兵。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刚刚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在靠不住的记忆中，那天阳光分外明媚，我独自在家守着收音机，收听北京阅兵的现场报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应该是事后的新闻报道中播放了现场录音，让我忘乎所以地恍若置身现场。

我清楚地记得，当听到“小平您好”这句著名的口号时，我非常激动，大为振奋。我回头还能看见自己的幸福表情——一个单纯的少年，怀着上进的心愿，感觉正在和国家一起，走在通向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六十年里，这样的少年表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也反复地记录在政治宣传画里。我还不知道的是，在别的一些国家，人在少年已经进入对国家和社会的叛逆期。我们的叛逆期，总是要来得更晚一些。

我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是，为了这场激动人心的壮观仪式，普通百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直到今天，不断地看到北京交通管制、严防死守的消息，不断地听到朋友们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抱怨，才开始在那个金色的记忆里加上了一个灰色的疑问：当时存在这些问题吗？这些年来，每年的盛大庆典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我猜想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原因是：第一，规模没有着这么大，规格没有这么严；第二，没有反恐的需要，安全措施要少很多；第三，媒体报道更加统一，引导人们只看好的一面；第四，最重要的是，民众不习惯抱怨，觉得国家大事当前，个人生活受扰理所当然，不值一提。

直到现在，对很多北京人来说，第四点也依然如故。有一个北京人对我说，大家已经把这些事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否则难道每天进行明知道没有希望的抱怨吗？

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正面报道，表扬贵州某山区的村民如何爱国。我不能确定故事的真实性，但是那篇报道的确是这样写的：当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一些火箭，残骸经常砸在那些村民的屋顶甚至头顶，被砸中者总是兴高采烈，捂着流血的头欢呼，因为他直接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而且间接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大概很多北京人在国庆时也是这样的心态，为自己的直接见证和间接参与感到自豪。

不过情况显然在发生变化。前几天媒体报道一则消息，湖南省桂东县草堂村的村民，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天而降，落在繁华城区。经有关部门认定，这是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通信卫星升空后掉落的整流罩。报道中采取了“以人为本”的立场，称“没想到这位‘天外来客’降落在了人口居住区，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假如有，我想被砸中者或其家属一定会抱怨。

从没有抱怨到抱怨，这其实是六十年来值得总结的一大成就，可惜官方并没有这样想，主流媒体也不敢这样说。

显然，官方仍然习惯于被赞美，而民众也刚刚开始学习抱怨。

不要抱怨，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劝诫。很多年前，我自己也曾把毛泽东这两句诗当作座右铭：“牢骚太甚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心理学上，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取代过度的抱怨，无疑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一旦把它移植到政治领域，就有些偷梁换柱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不懂得区分公私权界，总是混为一谈。

然而，是问题总会浮现。比如，心理学家可能会对你说：与其抱怨生活，不如去改变生活。这句话换到政治领域，往往就变成了这样：与其抱怨政治，不如去忍受或回避政治。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一个人在民主国家，从少年时代起就习惯于抱怨政府，长大了更是牢骚满腹。而在集权国家，一个人在少年时代，通常是在写赞美政府的作文，长大了只会忍气吞声。

这就可以解释近年来一些令人迷惑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显示，集权国家的民众往往比民主国家的民众更满意自己的政府。例如我数月前参加的一个中印比较论坛上，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调查结果就表明，对于本国政体的认可度，中国人远远大过印度人。我就想，假如把这个调查拿到文革中去做，认可度肯定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