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丁聪去逝了。
丁聪的漫画之于我辈，相当于日本动漫之于时下的孩子，是一种成长的印记。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他的作品随处可见。著名的《读书》杂志，每期都要发表他好几幅漫画。
那时候并不知道，创造力如此旺盛的漫画家，已经年过花甲。他之所以如此勤奋，用当时流行的口号说，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光阴夺回来。其实他被耽误的时间不止十年。从1957年到1979年，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发表过一幅作品。
出生于1916年的丁聪，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表漫画。算起来，我们的爷爷一辈中，就有人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就跳跃到了我们这一辈。他为我们父亲那一辈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他的一生就是一幅漫画，一幅异常生动的作品。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正值旧上海的文化繁荣期，他画了一些文化人名和电影明星的漫画像。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受左翼文人影响，转向爱国救亡的题材，画出了《逃亡》、《小朱从军记》等较有影响的作品。让他名声大振的，是1945-1947年间，以“争民主”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半个世纪以后，丁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对自己当时的批判勇气感到自豪。他说国民党不让画领袖，他到了香港在《现实图》就画了两个蒋介石过瘾。
我辈所熟悉的丁聪，是在1979年以后，他创作的社会讽刺漫画。从民众的不良风气，到官僚的贪污腐败，他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虽然没有画两个蒋介石那样过瘾，但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画家的批判勇气和担当精神。例如有一幅画的主题是：“释‘民主’：‘民主’不就是为‘民’做‘主’吗？”用来挖苦那些口称“民主”、实则专制的官僚。他说过：“我现在快90岁了，还在为《读书》画，仍然是画政治社会讽刺画。我仍然觉得有责任画讽刺画。”
近年来，这位漫画家常常以长寿老人的形象见诸报端。他的嗜书如命、“妻管严”趣事以及“宁可居无竹、不可食用无肉”的“长寿秘诀”，都成为记者感兴趣的素材。他对此自嘲道：“近来写我的文章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90岁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谦卑、豁达与乐观。他称自己始终是一个“小人物”（笔名“小丁”的另一层含义），一个懂得享受快乐生活的漫画工作者。
但是，我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看到历史在他心中留下的斑痕。
1949年以后，丁聪应邀出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同时创作了一批国际政治漫画。他在回忆漫画的创作空间时，对这个时期感到满意：“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
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天津的团泊洼，“文革”中被送到黄村干校。大家只知道，他卷入了一个叫“二流堂”的“反革命”组织。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总是回避谈论。曾经有记者坚持要听，丁聪便以自己特有的“妻管严”幽默推给了太太沈峻：“家长！家长！家长，她就要听二流堂！”沈峻出来说：“二流堂没什么，就是这些文化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到了运动当中就给你捏造一个罪名，说你是反革命，如此而已。”
这个“如此而已”的阴影，恐怕一直没有散去。晚年的时候他还说：“我们现在也是总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我都怕这个聚会又被宣传、造谣。”又说：“漫画与时代应该是紧跟的，……因为社会在变，有权的也要求变，这些事情都难做了”，“现在就是缺乏讲真话。巴金讲真话，他有好日子过么？比死还难受！”（见李怀宇著《访问历史》）
1979年他为《读书》杂志画的第一幅画，标题是《余悸病患者的恶梦》，画旁写着：“帽子棒子鞭子，写不完的检讨，还有那脚镣手铐以及苦难的煎熬”。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丁聪解释说：“这是说‘四人帮’已经揪出来了，一个作家要写东西，但‘四人帮’的形象浮现在脑子里，让他心有余悸，担心写得不对，又给抓了。”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尽管丁聪以超人的精力创作了大量当下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但我个人更喜欢他的早期政治漫画、文学作品插图、古代趣事图和社会风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