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兄又被攻击了，不过培云从来不可怜长平，可怜的是那些肆意攻击、歪曲他的人。如胡适先生所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去年是《北京晚报》，今年是《北京日报》，站在所谓政治正确的高度试图用文革以及扣帽子的手法抹黑长平以及他所属的南方报业集团。
在此奇文中，北关先生于偷换概念的运用，大致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程度上。他在列举长平先生文中“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后，直接就说到这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是“西式的政治制度”。
——五岳散人：为什么不能记住蒋经国？
全文见思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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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长平！；也支持正常的学术辩论，但若带着可鄙的功利企图，俺鄙视
严重支持长平，BS北京日报!
小文一篇，表达对先生的支持与敬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b8be70100cxz0.html
对今天的历史
后人终会有一个评判
先生不必过于在意那些人
我支持您
支持长平先生！
鄙视北京日报
狗腿子报纸！垃圾！
记住蒋经国的岂止是长平
剑中
长期以来，天子脚下的京报集团（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对南方报系（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就有一股子怨气和怒火，无它，后者是大陆张扬普世价值的敢言媒体，屡遭整肃，依然千方百计地试图发挥社会公器的正面作用，在业内、读者当中有口皆碑，声誉日隆。
2008年4月3日，《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张平）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认为应当允许媒体对3·14西藏事件进行自由采访与报道，而不应由政府垄断消息发布；11日，《北京晚报》社长梅宁华用笔名”文峰”发表《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对长平及整个南方报系进行猛烈攻击，无限上纲。不久，长平被撤职。网络舆论为长平打抱不平，对文峰展开了反击。
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披露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为获救竟大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舆论一片哗然。张周凯因此被誉为”史上最牛官腔”。
2009年2月8日，《北京日报》气势汹汹地发表署名为”北关”的文章《杜撰”最牛官腔” 媒体造假该负何责？》，痛斥南周造假：
“在举国动员抗震救灾的紧张危急关头，有的媒体不是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呐喊出力，不是大力宣扬全国人民战胜灾难的气魄伟力和感人故事，而是故意制造出’史上最牛官腔’这样的假新闻，不惜捏造事实误导公众，丑化党的干部，人为制造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给当事者本人、给社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这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所应有的作为，也不是当今中国媒体所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只能令人们怀疑其意图险恶、别有用心。”
2月17日，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发表《关于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涉及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细节的调查结果》，用诸多事实再次证实张周凯亲口说过”救救我，我是张书记”。
今年是蒋经国百年诞辰，南方周末4月16日发表长平《记住蒋经国，检索留下的历史遗产》；19日，北关在《北京日报》发表《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认为长平”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并认为：
“论个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
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颠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大陆建立了比皇权专制还黑暗的独裁统治，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饿死4千万同胞、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但主导六三六五大屠杀，亦将被历史清算。
北关认为：”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恐怕才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
那么，东方传统的极权专制又是谁的重点呢？
民国在台湾的经验表明：人种不是问题、传统不是障碍、国情不是借口，自由民主的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才是建设民主国家的关键。与其问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不如问国人为何要记住蒋经国。
在蒋经国的统治下，从未出现大面积的体制性的官场腐败，没有用野战军、坦克和机枪镇压民众的抗议示威，没有用刀子割断异议人士的喉管再虐杀他们，没有”黑窑奴工”和屡禁不止的拐卖妇女儿童，也没有问题奶粉毒害下一代，更没有成批的官员强奸幼女被说成是”嫖宿”。
蒋经国顶住来自党内的压力，解除党禁、报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0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民国总统，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华夏大地第一次实现选票政治，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进行最高权力的交接；2008年，经过总统大选，民国平稳地实行二次权力交接，俨然是亚洲新兴民主国家的典范。
民国能够在台湾开创民主奇迹：自由办报、自由组党结社、任何人都可以在报纸和电视等媒体无所顾忌地批评总统等大小官员、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蒋经国居功至伟。
与之相比，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坚持一党专政，打压、迫害敢言媒体和异议人士，黑狱、冤狱、酷刑无数，宪法连个球都不顶，耗费纳税人的钱对纳税人使用的网络进行严控和屏蔽，无耻到了极点，居然好意思谈统一。冷战结束之后的21世纪，黑暗什么时候统一过光明？
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未来。谈统一，台湾经验成为大陆民众的共识，新闻自由、组党结社自由是最起码的前提条件。
北关认为长平”陷入了一种以西方价值为依归的意识形态偏执”。试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属于西方价值的一种？有利于独裁统治，就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保障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普世价值不合国情，这就是喉舌的强盗逻辑。
说穿了，中共的特色无非是：经济上施行官僚权贵的资本主义，政治上施行极权统治，视言论自由和民间组织为洪水猛兽。
中共《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北关不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吗，为何避而不谈言论、出版、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66年过去了，与前辈相比，中共喉舌对民主、特色的认识和理解，一退千里，惭愧不惭愧？
论政治眼光、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蒋经国堪为中共党魁的楷模。记住蒋经国，是因为他提供了一整套可资借鉴、非常现实而成功的转型经验，如长平所言：
“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
马千里：“北关”的文章是对党和国家的污蔑
对于《南方周末》刊发了长平的一篇叫《记住蒋经国》的文章，赞扬蒋经国在台湾自破自立、抛弃独裁、推行民主的事，观点并没什么新意，因此只是浏览一下，并未细读。倒是《北京日报》一位叫“北关”的写了个反驳的文章，也是浏览，但却触目惊心，印象深刻。
北关这篇文章，不尽是对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的极大污蔑，也是对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核心功绩的漠视。难以相信，处于首善之都并且作为党报的《北京日报》何以如此缺乏政治敏感性，让这样的文章蒙混过关。
关于蒋经国，这个人是蒋介石的儿子。按常理推断，老蒋是“人民公敌”，这小蒋也自然不会是什么好料。老蒋搞独裁是出了名的，我们为了反独裁花费了不少时间，多少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打下了人民江山，中国才走向民主、开明的共和国时代。但再坏的人也难免有点好处，比如小蒋用世袭的方式做了“总统”，继续在岛内实行独裁政治，但他大概是目睹了老蒋的失败，知道民主是大势所趋，学习大陆民主制度，开放党禁、开放了结社、言论等公民基本自由。这对于一个可以独裁而放弃独裁的独裁者来说，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利益确，实有点不容易。就凭这一点，小蒋也算得上一个有魄力的人。
长平的文章说要记住蒋经国，大概也是冲着这一点。注意，是“记住”，不是“纪念”，更不是北关所说的“歌颂”。
北关的文章对党和国家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做了公允评价，他说：“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评价尽管公允，但还有很大不足，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伟人的功绩远不止这些。这一点，可以说是北关先生归纳不全，但更多的是暴露出北关对伟人功绩的认识不足，否则就是有意淡化和矮化！这是让我难以容忍的第一点。
北关的文章接着说：“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其实，并不能因为蒋经国的功绩小于我们的伟人，他的功绩就不算功绩，这是常识。对于伟人要歌颂，对于小蒋这样的小功绩只是“记住”，这就是差别。这一点也就罢了，关键是，既然列举了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功绩，并指出应当歌颂，为什么偏偏漏下第三代、第四代的历史功绩呢？按照北关的逻辑，显然是北关对我们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乃至整个领导集体的不满，至少在他的思想中，是不够资格相提并论的。这是何等错误和可怕的思想意识！
北关的文章，不仅是对党和国家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漠视，还充斥着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国家体制的极大污蔑。
北关在文章中明确地把“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这些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以志士鲜血、烈士生命为代价所实现了的政治局面，污蔑为“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写进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哪一条做得比我们更好、更彻底呢？而在北关的眼里，我们时代追求而得到的民主自由被完全抹杀，把我们与民主自由彻底划清了界限，好像搞民主就是学西方，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北关这种糊涂认识的背后，体现了这个人对我们的政治发自内心的污蔑，难道我们的执政党就有“党派私利”？难道我们没有“结社、言论自由”？难道我们还没有“结束专制”？难道我们还没有“推开自由民主的大门”？——让我们看清楚北关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吧！
近年来，很有一些人把我们的制度和民主自由相对立，一提民主就是西方，一提自由就是西化，好像这些我们所提倡并践行的反而与我们无关似的！但这样的反动言论一般是没人理会的，更不会出现在媒体。北关这篇文章正是这种错误言论的典范，但他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具有很大迷惑性，从而骗过了《北京日报》的编审。这样的言论居然出现在《北京日报》，报社要对审查制度做严肃的检讨。
我一直订阅南风窗，近期版权页上少了熊培云，我大惊，不会把先生抓起来吃牢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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