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游客的教养

若干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去新疆吐鲁番旅游，被当地的奇山异石吸引，离开现成的游览小径，跑进了荒山野岭。前面是一座小山，乱石磊磊，看不出任何人迹兽痕，我们决定爬上去。举目四望，我们相信自己所到之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爬到山顶却惊奇地发现，有人已经来过了，他们用碎石码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些名字已经长进了山里，少说也有十年以上。

面对这种“到此一游”的题字，我们丝毫没有感到不适，而是非常兴奋，如法炮制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才会有人再来，通过这些信息穿越时空和我们相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

今天，如果我去台湾旅游，在野柳地质公园的一处岩壁上，赫然发现“中国常州赵根大”几个大字，我也会和台湾记者一样感到不舒服，甚至和大陆网民一样觉得丢脸。可恶而又可怜的六旬老者赵根大，这些天来成为蜚声两岸的名人，被骂得无地自容。大陆游客的种种陋习再次成为话题，也再次和以往一样，将要在简单粗暴的辱骂声中落幕。其实，这也是中国舆论的一种陋习。

我想要弄明白的是，自己在吐鲁番留下的“到此一游”和赵根大在台湾留下的“到此一游”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前者可以接受而后者遭人反感？或者说，为什么赵根大会弄混这二者的区别，把旅游当作探险，把游人如织的台北公园当作荒无人烟的吐鲁番火焰山？

“习惯”是一种习惯性的解释，大家认为中国人就喜欢聚众喧哗，喜欢乱扔垃圾，喜欢签名题字，喜欢摄影留念，喜欢疯狂购物。问题是，这些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呢？又一种习惯性的解释是，这是民族文化的特性。聚众喧哗是集体主义传统，签名题字是题壁赋诗的传统。既然是文化，那外国人最好忍着点。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前不久就说过：“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认为，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

当时武副部长是针对大陆人和西方人的习惯差异说这番话的，现在他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台湾媒体为什么要对赵根大的“到此一游”大惊小怪？难道两岸的文化不是同根同源吗，为什么也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尽管各种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性，但是在这些旅游习惯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历史传承的逻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壁画，可见在墙壁上记事和抒情并不是中国大陆人的专利。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就可以看到，欧洲中世纪的酒馆里并不安静。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厅，也来自西方社会。如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和日本人差距很大，但是唐朝的时候如何呢？清朝呢？民国呢？显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不是传统而是当下，给了人们什么样的教养。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多人家里的墙壁上都挂有一个像框，像框里最珍贵是照片是家人或亲友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那时我想象每个外地人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照一张照片，自己也打算有机会就这么干。现在的年轻人不再这样了，他们的私人相册里最珍贵的照片，是在埃及金字塔前、纽约自由女神像下或者巴黎塞纳河边的留影。并不是因为北京变得不重要了，而是去北京变得容易了。

回望三十年前，内地人到上海出差，上海人到香港出差，就跟现在大陆人去巴黎旅游一样，大包小包疯狂地购物。物资紧缺、贸易贫乏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去一趟上海不容易，你得有个出公差的机会才行。你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得为他们捎带一些东西。

我自己去过十多个国家旅游，刚开始很不喜欢购物，也对国人的购物癖持嘲笑的态度。但是，接触多了之后，我有了更多的理解，自己也开始买一些东西了。一些中老年游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前半生里去趟上海都是奢望，如今更是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到巴黎。紧紧地抓住唯一的机会，让自己此生无憾，也让没有机会的亲朋如同身临其境，这就是他们疯狂购物的原因。

 我看见一些旅游社为中国大陆游客安排的行程非常紧张，每到一个景点几乎只有照相留念的时间，但是游客们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多余的心情来享受人文和风景，而是急于证明自己来过了。没有经历过被剥夺出行自由的外国人，以及在网络上辱骂赵根大的中国年轻人，是不能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也知道很多美国人一生都没有去过巴黎，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是自由的，觉得自己真是那么疯狂地热爱巴黎的话，总是可以去的。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怀着同样的心理，并不需要他们帮助满足幻想。

有些中国大陆游客到了国外，言行举止比在国内还要放肆，这是因为他们内心还没有摆脱被禁锢的阴影，或者觉得自己比别的国人更有能力获得自由，忍不住兴奋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