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伴随他的是毛泽东写的一篇嘲讽奚落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已是几抔骨灰，一缕乡魂，中国人却给了他极大的尊敬，媒体的报道满怀深情：“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
彼时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毛泽东胜利在握，意气风发而又心怀愤懑，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版图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话，他的话成了金科玉律，一句顶一万句，容不得不同的陈述和意见。那篇文章的本意也不是为司徒雷登立传，而是借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其中对于司徒雷登漫画式的描绘就成了他的功过是非的定论，人们再也无从了解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
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原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在杭州，童年在西子湖畔度过，会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1岁到美国受教育，20多岁又回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总共超过半个世纪。他在中国传过教，教过书，当过记者，还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其中最有名的工作是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他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1962年他在华盛顿去世时，遗愿之一就是要安葬在他所热爱的燕大校园，和他的早逝在中国的妻子合葬在一起。
根据史料记载，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曾经因为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感人的心愿，为什么历经波折至今都未能实现呢？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奉献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当了几年美国驻华大使。正如毛泽东那篇文章里所分析的，美国那几年的对华政策，是扶持国民党政府，帮助他们对付共产党：“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政治不仅抹杀了人性，掩盖了事实，甚至还篡改了历史。就在那篇文章中，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然而，正是这个闻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中，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怎么办呢？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但是，有关方面的做法并非如此，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如今，“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还不够，期盼政治能够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让它们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长。
归去来兮，司徒雷登
十一月 29th, 2008 | 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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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的文章，觉得中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悲从中来，不可言说。
司徒雷登的部分骨灰，从大西洋的彼岸来到了中国，埋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但是与其葬在北大的初衷终究还是有些距离。中国舆论界很有一些人对他的“爱无处安放”很是耿耿，将司徒雷登的遗憾归咎于毛泽东主席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于1949年8月18日，与分别于8月14日、8月30日、9月16日发表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都是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文字中，揭露的是美国的白皮书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艾奇逊，针对的美国封锁孤立新中国和反共的政策。即便是在《别》文中，关于司徒雷登的文字也很少。对于司徒雷登的描述和点评，不过是寥寥几句：“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和“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四句话的意思。第一句话，主语是司徒雷登，点出了他与中国的渊源，包括他办学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只是在“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前面加上了“装着”两个字，下面的“颇能迷惑”的考语也就顺理成章。为什么说“装着”呢？因为司徒雷登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一样清楚，他所爱的中国是符合利益的中国，在对抗日本独霸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培养具有美国价值观的中国精英阶层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包括在共产党内有美国的代言人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甚至包括支援抗日有力的共产党军队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司徒雷登先生自然可以做到兼爱。至于蒋介石政权，虽然是一个代表者买办、官僚、大地主、资本家利益的腐败集团和卖国集团，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白皮书中对蒋介石政权罪行的指责司徒雷登都知道，而且很多还可能是他收集并汇报的。但是相对于一个以推翻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为目标的共产党政权来说，蒋介石政权无疑是符合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故此司徒雷登先生就把爱心给了蒋介石集团，把敌意给了共产党，尽管他知道当时的共产党政权给人民带来的是解放和给国家带来的是独立。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以及他个人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证据确凿的。所以说，司徒雷登是因为爱美国所以爱中国，爱的是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具体的说是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二者利益一旦发生冲突，司徒先生是很坚决地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的。
第二句和第三句的主语都是司徒雷登大使，一个驻国民党政权的大使，一个不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大使，确实是没有什么好做了。让他没有什么好做的恰恰不是共产党人，司徒雷登及其秘书的回忆中也记录了，共产党人是给他做些什么的机会的，其实包括“开设新店”，不过是开设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新店。但是司徒掌柜的东家，美国政府不让他做，于是他“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为什么说只好呢？因为他要是爱中国更甚一些，大可以发个声明，留下来当教授，毛泽东主席肯定是欢迎的。可见，司徒雷登先生对于出生地中国的爱，并没有狐必死首丘的地步。
第四句的主语还是司徒雷登，相对应的是白皮书。白皮书，并非是中国共产党让艾奇逊写的，司徒雷登也并非是中国共产党让他走的，都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杰作。前者暴露了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后者打掉了国内一些人对美国政府与新中国建交的幻想，当然值得庆祝。这两句话，并非针对司徒雷登个人，而是针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
综上所述，司徒雷登先生不能得偿所愿，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当时他所效力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权的敌意。不是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不让他开设新店，是他的东家美国政府不让他在中国开店，不是中国不开放，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封锁中国，让他“爱无处安放”的是美国政府，不是中国政府，对他同情的人应该大骂麦卡锡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而不应该指责毛泽东主席和他缔造的新中国。一个是因为他的爱本身的问题，司徒雷登先生作为个人，如果真要爱中国，他的一位同胞兼燕京大学同事埃德加·斯诺是个很好的榜样，这位真正爱美国也爱中国的人，一部分骨灰就葬在北京大学，下葬的时间是1972年，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敬献了花圈，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真正爱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他完全可以在卸任后回到中国，完全可以在作为使者穿梭于中美之间，大可不必让美国政府到处找毛泽东的远方亲戚传话，毛泽东主席有接受李宗仁的气魄，就有接受司徒雷登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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