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伴随他的是毛泽东写的一篇嘲讽奚落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已是几抔骨灰，一缕乡魂，中国人却给了他极大的尊敬，媒体的报道满怀深情：“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
彼时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毛泽东胜利在握，意气风发而又心怀愤懑，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版图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话，他的话成了金科玉律，一句顶一万句，容不得不同的陈述和意见。那篇文章的本意也不是为司徒雷登立传，而是借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其中对于司徒雷登漫画式的描绘就成了他的功过是非的定论，人们再也无从了解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
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原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在杭州，童年在西子湖畔度过，会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1岁到美国受教育，20多岁又回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总共超过半个世纪。他在中国传过教，教过书，当过记者，还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其中最有名的工作是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他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1962年他在华盛顿去世时，遗愿之一就是要安葬在他所热爱的燕大校园，和他的早逝在中国的妻子合葬在一起。
根据史料记载，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曾经因为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感人的心愿，为什么历经波折至今都未能实现呢？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奉献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当了几年美国驻华大使。正如毛泽东那篇文章里所分析的，美国那几年的对华政策，是扶持国民党政府，帮助他们对付共产党：“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政治不仅抹杀了人性，掩盖了事实，甚至还篡改了历史。就在那篇文章中，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然而，正是这个闻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中，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怎么办呢？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但是，有关方面的做法并非如此，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如今，“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还不够，期盼政治能够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让它们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