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周老虎”终于被官方认定为造假。当事人周正龙被逮捕，13名相关官员受到处理。尽管“挺虎派”前仆后继，但是主流民意早已宣告了这个结果，并一直坚持呼吁官方查清真相。因此，这是一次值得欢呼的民意的胜利。
鉴于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我认为比欢呼更重要的，是总结一下民意到底是怎样获胜的。也就是说，民间舆论是怎样推动事态的良性发展，怎样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的？
这个总结的必要性在于，民意既不必然代表正义，也不必然指向胜利。尤其是有了网络舆论空间以来，民意更多显现，也更多困扰。前者如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暴民”，后者如民间对一些官僚机构或垄断行业的怨声载道。
就“周老虎”事件来说，在具体情节上，至今还是有很多迷局待解。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周正龙的造假技术并不高明，对于官方来说，鉴定其照片真伪要比设立“特别保护地检查站”，派遣一支又一支考察队，并千方百计敷衍搪塞要容易得多。之所以“迎着困难上”，背后显然有一个官僚利益网络，有人刻意阻挠真相调查。那么，这些人的活动是怎样进行的，正义的力量又是如何斗争的？这么长时间，是正常程序所必需的，还是非正常人事的耽误？这样的结果，是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还是某些领导偶然的“高度重视”？
尽管如此，在宏观的层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总结。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 事情发生之后，民间舆论很快就超越了对于周正龙个人的追究，而指向对他背后乍隐乍现的公权力操纵的质疑。对于个人的监督和谴责当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逾越边界，没有约束地侵犯隐私，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从“铜须门事件”、“姜岩事件”等网络事件来看，针对个人的“人肉搜索”和愤怒声讨中，这个边界是很容易被跨越的。对于公权力的质疑更有价值，而且越是深入价值越大，因为它是对一个系统的解剖。假如周正龙只是拍了一些假照片自娱自乐，或者拿去欺骗官府，但官府本身清正廉洁，明察秋毫，那么民意就没有必要如此汹汹。尤其可贵的是，主流民意一边不依不饶地追查真相，一边也对周正龙抱有适当的同情，认为他成了官僚利益的替罪羊。
第二，民间舆论并没有被一些抽象的概念绑架，在空洞教化的泥沼里打滚，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主流民意并不是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乱打一气，也不是给周正龙戴上“陕西败类”、“农民叛徒”等帽子高喊口号，无论是网民还是专家学者，一开始就本着实证精神，进行非常细致的图像分析，证据查寻，情景模拟，等等。事实胜于雄辩这个常识，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第三，最重要的是，民间舆论没有被权力操控。以上两点并不是说，在这次事件中，所有的民间舆论都理性澄明。跟任何事件一样，民间舆论总是泥沙俱下，很多人撇开事实一味地羞辱谩骂，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力利用舆论，操控舆论，限制舆论的充分讨论。此一事件中，地方官僚也试图干预舆论，比如本地媒体上就没有充分的报道和讨论，“两会”上也没有委员和代表吭一声，都隐约可见权力之手的压制。但是整个舆论空间基本健康，并没有受到较大的限制。我相信，在没有权力幽灵的开放舆论空间中，理性的声音必然被人听见而且最终引导方向。

赴台旅游团首发在即，两岸的无数民众都翘首以待，台南市卫生局长胡淑贞却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使得大家的欢欣鼓舞大打折扣。针对一些人称大陆肺结核患者众多又爱随地吐痰的说法，胡局长回应说“陆客走过的地方都会进行消毒”。这番话引起台南市议员哗然，批评这是歧视大陆游客，“闹国际笑话”；大陆这边也有网民高调回击，号召抵制台湾游。
虽然胡淑贞辩称“口误”并已道歉，但有人写文章认为台湾人歧视大陆人并非孤例，实为很多岛人的真实心态。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但我相信由于多年的政治隔阂，台湾人要攻击大陆游客并非难事。且不说那种称大陆有5.5亿肺结核患者的胡言乱语，就是一些真实数据，由于两岸人口总数的巨大落差，说出来也会吓台湾人一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跟彼此隔膜相比，流言蜚语并不可怕；治疗流言蜚语的办法也绝对不是抵制，而是更多的交往。
我第一次和台湾人交往是在二十年前，一个壮实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学生宿舍门口，称他是从台湾大学来大陆旅游的学生。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对大陆有如此兴趣的知识青年，却以为大陆还处在“文革”的环境中，到处都在搞阶级斗争。多年以后我认识的一些台湾朋友，讲起他们童年时代“抓匪谍”的故事，说上面会派人偷偷到学校厕所等地方张贴“共匪谍讯”，如果没有被迅速发现并撕毁，学校就会受处罚。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受到的无处不在的“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威胁，遂知道大家都是政治敌意的受害者。在这种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只能靠更多的知识来帮助自己走出狭隘的对立意识，其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就是互相交往和了解。
几年前我在旧金山的地铁里遇到一个白人男人，他问中国有没有地铁，我的肯定回答让他很失望，随即他又比手划脚地说你们中国的地铁一定破旧不堪，是蒸汽机牵引。交谈中我发现，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你对他的无知更多的反应是同情。任何一个有稍见识的美国人心中都不会装着那些可怜的问题。同样地，在中国，大多数骂美国的人没有去过美国，骂日本的人没有去过日本。如果他们有机会出去看一看，至少会放下一些完全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基本问题。
但是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几个旅游团就能紧接着政治人物的“破冰”、“融冰”之旅而造出汩汩温泉来。我见过太多恨日本的人，到了日本之后变得更恨了，因为很多人的眼睛只用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他们可能放弃了那些基本的问题，但是可以发现更多的“证据”。两岸人的实际交往并非自今日始，我总是听见截然不同的观感。最早过去的是一些基层官员，他们考察回来往往会说，台北的发达程度比北京上海差远了，高楼大厦也没几个。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女权主义朋友，考察回来往往羡慕得要死，说两岸女权的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我知道即将来到的旅游首发日7月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为了这个时刻，多少风云际会发生过，多少政治口水飞溅过，所以难以避免地，大家会对它寄予太高的期待。每当我在电视上看见台湾店主“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盛情，也很担心他们会失望。如今经济低迷，大陆游客未必会像传中说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而在大陆这边，一些知识分子也劝说游客们不仅观光，更要多看看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也是一种不现实的寄望。我更愿意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普通的旅游者，他们的目的，除了投亲访友，就是观光消闲。
恰恰是这些真正的民间交往，是促进了解与和解的最可靠途径。不要怕交往中的误解与诋毁，那是必须要付出的历史代价。一两次交往可能让误解更深，但是更多的交往只会让了解更深。7月4日快点到吧，我们就要去台湾啦。

《功夫熊猫》和梦工厂此前大获成功的3D动画《史莱克》走的是同一条路子，核心故事是传统的励志童话，但形式上故意颠覆传统：主角不仅长相上没有传统美德，性格上也有弱点成堆；通过善意的嘲笑与自嘲，这些弱点成为搞笑的题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主创人员都仔细研究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不过，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史莱克》恶搞起西方传统童话经典肆无忌惮，如果放在中国必然“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功夫熊猫》在得心应手的外表之下谨小慎微，恶搞的都是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充分照顾了动辄得咎的中国民意。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一部非常聪明的电影。
但是梦工厂还是没有逃过中国人的抵制：一个叫赵半狄的行为艺术家，和朋友跑到广电总局门口去拉了一个横幅，要求“《功夫熊猫》滚回去”，并在博客上发表了抵制檄文。几天后，他便宣告了抵制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成都各大影院暂停放映。
这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这场抵制活动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几乎遭到一致的“抵制”，或大赞这部影片如何尊重中国文化，如何老少咸宜，或大骂赵半狄如何无理取闹，如何自我炒作，甚至挖出历史证明他本人才是恶搞熊猫的“元凶”；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却反应迅速，又是接见抗议者，又是暂停放映。从赵半狄的博客看，还有官员亲自给他打电话告知他的“胜利”。
要仔细想起来，还真是让人忍不住心里酸溜溜的：曾几何时，针对广电总局的抗议和批评有多少啊，什么时候广电总局这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过？什么时候这么当机立断、“从善如流”过？
大家纷纷骂赵半狄，其实目标并不十分准确。争论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赞同大多数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倘若因此就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发言，那就错了。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也有胡言乱语的权利。胡言乱语流落民间，要么是不被理会，要么是公平讨论。在这件事情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言论是如何影响公权力的，公权力的决策程序到底是怎样启动的，又是怎样运行的？
再一分析就更有意思：从广电总局的利益看，其实它也应该觉得赵半狄是捣乱才对。这也正是大多媒体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赵氏而力挺熊猫的一个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广电总局为什么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还冒着违背民意的风险？
点破机关其实并不困难。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民意万千，也只是“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绝对不会被理睬；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吓得官员手忙脚乱。
如果靠一些敏感词来决定行政作为，那就可能导致如此荒唐的结果；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决定各种不同的抗议应该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才是一种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