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刚刚开始，悲剧就抢先上演。1月13日，在芜湖火车站，一位女大学生被人流挤下站台，被尚未停稳的火车轧成两截。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想象那种疯狂拥挤的场面，都会相信这并非特别意外的事故。第二天，在长沙火车站，百余持票的大学生被赶下火车，在寒风中无人理睬，事后铁路方解释是因为超载，在记者追踪之前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后一起事件，正是对前一起悲剧的解释，那就是铁路运输冷酷的服务，取消了乘客对它的最起码的信任感。
网络上很多人谈到国民的素质，认为那位不幸的女大学生是被素质低下、不懂得排队文明的乘客害死的。这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首先，就算存在乘客素质问题，那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尤其是被铁路服务塑造而成的。其次，同样的这些人，让他们去赶飞机，未必会在候机厅里挤成这样。
航空公司的服务也有很多问题，但至少还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大多数乘客都知道，买了票就意味着可以上飞机。如果因为超载等原因不能登机，航空公司至少还知道解释、道歉、转签甚至赔偿。一张机票或者火车票，就是一纸合约，是承运方运载和服务的承诺。如果连基本的运载承诺都没有，为什么还要买票呢？荒唐的是，长沙火车站的事件表明，乘客从来就没有从铁路运输部门得到过这样的承诺，他们知道光有票还不行，还要跑和挤，否则你也可能赶不上车，甚至上车了还有可能被赶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对国民素质抱有多高的期望呢？
也不要以为这只是春运人多的特殊意外，铁路服务平时就很懈怠，春运期间更加手足无措。本人因为有些恐高，出差或旅游喜欢选择火车。我从不去挤春运（一听见电视上假装不懂国情高唱《常回家看看》就生气），也几乎不在黄金假期出游（不明白交通拥挤和恶劣服务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但是也常常在火车站发誓，下次一定要去忍受飞机。去年夏天在长沙站，一进候车室，那种燥热、肮脏、恶臭和喧嚣，直令人作呕。列车晚点了，但是没有任何提示。检票口前排着长队，异常拥挤。我前往一个收费的所谓贵宾候车室（其实就是隔离开来的一个提前上车通道，也少不了拥挤），但服务人员态度恶劣，气得我又退出来。再回到长队后面，排了一阵才发现已经是另一次车的检票了，我要上的车已经悄悄开走了。这时你不会指望有人来帮助你，到售票大厅去排队半价退票吧。你想多问一句，退票员理都不会理你。在这种环境中，你能拒绝拥挤吗？
我多次乘坐欧美的火车，我不得不崇洋媚外地对你保证，那绝对是一种享受。虽然肤色和语言不同，但你拥有比在祖国和同胞面前更多的信任感，不用担心有人拿着喇叭对你大喊大叫，不用担心有人来赶你下车，不用担心车上穿制服的人推销假冒伪劣商品，不用担心餐车里的饭菜又贵又难吃，更不用担心一言不合就被乘警暴打一顿（这是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的悲惨经历，现在的乘警大概不会这么没人性了）。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司，挑刺他们的服务质量、车次安排和行车质量，你甚至可以因为不喜欢某个公司的广告或者标志而拒绝它。在这种环境中，你还疯狂地拥挤干什么呢？除非你在搞行为艺术，用来同情中国的乘客。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管理混乱的火车站，在不被信任的列车上，文明人也会变得野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铁路系统其实是国民素质退化器。

一位不幸的13岁北京女孩，被央视《新闻联播》作为整治网络视频的宣传工具，说出了“很黄很暴力”这个2008年第一个流行语来。网民们恶搞此事时以暴易暴，使得被宣传机器伤害过的未成年人再遭伤害，尴尬之中难以继续。其实，这件事情以讨论网络暴力和未成年人保护收场，浪费了资源。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于，网民们敏锐地抓到了这个典型的谎言，及时地放大了其荒谬之处，使人们看到有些宣传的虚伪和非人性。
小女孩是这样说的：“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正如网民们分析的那样，这是一句明显的谎言，因为要看到又黄又暴力的网页并不容易，而且会不会赶紧就关掉也很可疑。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央视为什么要用这么明显说谎的例子，把它当作真话来教育民众？它又为什么不考虑保护未成年人？答案只能是，它习惯了把观众和采访对象不当回事，可以肆无忌惮地撒谎，不惜手段地利用。在各种会议、政策的宣传新闻里，有多少“很黄很暴力”的话？只不过多数时候出自成年人的口里。为什么大家对未成年人说谎特别敏感，而对成年人谎言却置若罔闻？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成年人当众撒谎不算什么，尤其是在宣传机器的镜头前，撒谎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因此，应该放弃对这个女孩的伤害，但不能放弃由此激发的对谎言的反省。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女孩的“很黄很暴力”换成成人版。几乎每天，你看看电视，都会发现很多成年人在配合宣传，说出的话是那么赤裸裸的谎言，而且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强制性表述。这不是“很黄很暴力”又是什么？
随便搜索一下，你就知道成人版的“很黄很暴力”是多么的普遍——“举办这次辅导报告很及时，很有必要”；“大家一致认为，宣讲团的报告很及时、很解渴、很成功”；“（报告）令人振奋，非常实在，旗帜、目标和途径非常明确”；“这场报告很及时，好比是一股暖流，听了全身热乎乎的”……
当然，你也很容易搜到关于央视新闻的一个顺口溜，这是对成人版“很黄很暴力”的一个总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
很多人认为，这些可笑的宣传不过是谁也不相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何必跟它们较真？林肯不是说过吗，“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不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是林肯这句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大家都愿意说真话和听真话，如果习惯于谎言，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哈维尔说过，谎言是对真实的威胁，它会挤占真实的空间。事实上，在某些场合，比如领导人在电视镜头前，说谎话也许更自在，说真话反而会显得可笑。
哈维尔曾经生活在谎言政治的国家，他对此总结道——
“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
怎么摆脱谎言的阴影笼罩呢，哈维尔列举了一些方法：
——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面、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而援引“领导”言论，如果被援引的思想他不完全赞同或者文不切题的话；
──不让人赶着去参加强制性地、颠倒黑白地讨论问题的会议；
──一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
你能做到这些吗？或者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赶紧摆脱“很黄很暴力”的生活？

　　
　　
　　曾几何时，“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是用来形容机关干部的清闲日子的流行语，令整日为生计辛苦奔波的老百姓羡慕、忌妒乃至愤怒。如今情况似乎不一样了，他们连报纸都不看了。最近各地党委政府纷纷要求官员要多读书多看报：湖南浏阳官员要读于丹的心得，山东官员要写读书笔记，长春市显得最为急切，干脆把读报制度化了，由市府办公厅下文，落实市长的指示，要求政府官员每天早晨必须看报40分钟，把当地出版发行的5种主要报纸浏览一遍。
　　谁也不会否认读书看报的好处。尤其是我们这些媒体人，发现自己干的活受领导重视了，自己做的产品被领导义务推销，心里该有多高兴啊。不过这些听上去很美的事，往往都经不起琢磨。
　　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白领，上班后先看40分钟的报纸，再读一个小时的书，老板尽管比谁都清楚充电的好处，恐怕也得让你滚蛋。在老板看来，充电那是你自己的投资，他开的公司并不是学校图书馆。就连我们办报纸的人，最有资格说“读报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我也不记得有谁要求过每人每天必须看多少时间的报纸。报社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你能拿出选题来，并依据相关信息对选题作出分析判断就行。至于你怎样获得这些选题和信息，是看报还是上网，是去茶馆聊天，还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上门去看，都不是最重要的。
　　道理再也简单不过——每个官员都应该有他的工作目标，并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只要他能完成这些目标，他读不读报，什么时候读报，读多少时间的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每个官员的工作目标不一样，所需要的资讯也不尽相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每天早晨花40分钟读报，都有必要把全市5份报纸都浏览一遍吧？更不用说读什么书了。有的官员说不定早把《论语》读得比于丹还熟呢，或者根本不同意于丹的解读，凭什么一定要听她的课？
　　官员的工作的确需要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但是这并不等于就应该把办公室变成晨读的课堂。如果我的报社要找一个编辑，肯定是找已经具备了相关学识和读报习惯的人，而不会去找一个人来强迫他读书看报。同样毫无疑问，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就应该把相应的学识以及了解民生的愿望和能力当作先决条件。如果他当初具备而后逐渐落伍了，那么在公正有效的考核机制下，他就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从媒体的立场说，强迫官员读报，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订报。几十年的行政订报，并没有给媒体带来好处，而是让媒体染上官僚气息，不思进取，落后自由竞争社会几十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系统里，官员要完成工作，自然要了解民情，自然要看报纸，但是他会自由选择好报纸看——讲真话的报纸，敢于批评的报纸，独立公正的报纸，才是他最信赖的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官员不看报，未必就是他的错，很有可能是报纸不值得看。如果遇到报纸讲假话，官员还每天都坚持读40分钟，受的毒害比老百姓还深。长此以往，他要么就越来越狡诈虚伪，要么就只好解甲归田当老百姓去了。
　　因此，无论是动员令下的读书，还是制度化的读报，对行政管理来说都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把原因和结果搞反了。根本的问题在于多一点民主，增加选民的权力——如果某位官员工作能力下滑了，或者说组织了一个平庸的班子，让他干几年走人就是了，严重的立马走人，完全用不着一会儿给他灌输道德，一会儿强迫他学文化，一会儿要求他转变观念。有了更多的民主，这些官场教育，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