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为什么频繁发生？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一是事前安保不够，二是事后惩罚不足。此前媒体报道前者比较多，对后者的深究却不多见。大概正因为矿难频繁，新的伤痛很快掩埋了旧的血迹，给了当事人逃避罪责的机会。几天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一声责问，揭开了灰暗帷幕的一角。我随着这一角往里看，却发现越看越糊涂。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发生特别重大的矿难，死亡171人，伤48人。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当时的官方消息说，“为严肃党纪、政纪，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将出事的东风煤矿矿长马金光等1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另有21人及副省长刘海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要求黑龙江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快两年过去了，李毅中率督察组回访七台河，发现处理还没有结果，就请副省长刘海生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了解的结果是，当地有关方面反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谁都不清楚怎么回事”。 随后省长张左己说，该处理的干部已经处理了，但移交检察院的人仍逍遥法外，“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要好好查！”
“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真是一句奇妙的回答，尤其是由当时因此事故受了行政记过处分的副省长去问出来，颇有讽刺意味。不过认真想起来，又不尽然如此。已经移送检察院的人，李局长为什么要让一位副省长去过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院和法院都是独立的司法机构，与政府平行，三者并列简称为“一府两院”。严格说来，副省长如果只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去了解，问出那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答案来，也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省长站了出来，义正辞严地表示要“好好查”，又有些让人糊涂了。既然行政处分都已经完成了，那么省长是要查检察院了？法律并没有赋予政府长官这个职权。省长倒是可以以一个公民或人大代表的身份进行质询，不过那样的话恐怕不是如此口气。
记得年初的广东“两会”上，发生过检察院向政府“汇报工作”的争议。当时就有人指出，从法律规定上说，“汇报”一词的确不妥，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检察院说了实话，它在人事、经费等很多方面就归政府管着。本该相对独立的“两府一院”，其实界限模糊，地方政府可以一手遮天，所以当政府官员表示要追查司法机关的事，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何况还可能是司法机关徇私舞弊的事呢。
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缠混不清的关系，导致了“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的结果。七台河矿难的处理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我自然也是不知道，但是从理论上说，如果政府可以让检察院去作为，那么它也就可以让检察院不作为。
这当然并不是说，检察院办案可以随意拖延。对于侦察和起诉的期限，法律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加上所有能猜想到的特殊情况，一个案子两年不起诉也多半违法了。何况对于这样一起包含着171条人命的大案，如果真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应该及时向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公众公布。当时的消息说，公安机关已对那11人进行刑事拘留。假如他们还被关着，不及时结案，不仅对受害者无法交代，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公正。假如他们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超过了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一年），更得给出理由了。
那么到底该由谁来监督呢？按照法律规定，有权查处检察院的应该是人大或上级检察院。既然此事已经到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地步，这两个机构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他们的不作为又该由谁来追究责任呢？如果没有责任追究，他们显然也没有动力。
谁最有动力？想必首先是那171名受害者的家属。但是这些家属在得到安抚的同时，往往被要求“不得聚众闹事”。既然不聚众，个体抗议的声音就细若游丝，消失在巨大的上访潮里（假如他们还被允许上访的话）。还有就是媒体，但是媒体要么被打了招呼，要么就冷漠于频繁的矿难，追逐“更有价值”的新闻去了。

法学院博士生董彦斌起诉北京一家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而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他要求两者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北京西城法院初步审查起诉材料后，要求董彦斌先提供足本《色戒》。
这个案子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从表面事实看，其实是李安自己删剪的影片，并由电影公司卖出了这个不同的版本。影城进了一个劣质货，但也没有欺骗消费者说它是足本。这背后的事，谁都知道，是广电总局不让放映足本。从利益关系上说，影城恐怕比消费者还想状告广电总局，他们至少损失了那些跑到香港电影院和耐心等待足本DVD影碟的观众。
但是法院没有理睬这些关系，而是找了一个看起来更加聪明的理由。既然足本根本不允许在祖国大陆合法存在，这位法学博士到哪里去弄到足本呢？非法得来的证据又不能算数。法官们大概正得意地想：你告广电总局分明刁难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刁难你，看看到底谁更聪明。否则的话，法官们应该着眼事实：能够证明影城没有放映电影足本这个事实的材料，找起来显然要比足本本身容易多了。
这让人想起河北的聂树斌案来。聂树斌被判死刑处决以后，一个叫王书金的人却出来自认是真凶，而且提供了一些明显的线索。从一般人的常识来看，如果死者被冤枉了，那就应该为他洗冤昭雪，至少你得查一查吧。但是河北法院就是不查，理由是聂家不能提供原审判书。为什么不能提供呢？因为法院拒绝提供。法院说，依据当年的规定，不用提供这个审判书给家属。就事实而言，聂树斌被判死刑非常容易证明，但是法院不管这个事实，就要你提供你手里没有我手里有但我不肯给你的审判书。
这两起案子性质迥异，轻重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法院当众耍无赖。把赖皮当法理，把小聪明当大智慧，罔顾事实，纠缠于子虚乌有。
小聪明和无赖往往被当作民间智慧广为流传。比如阿凡提说一昼夜是一年，财主说是一天，两个人打赌，阿凡提就等到除夕，或者带财主走到北极，战胜了财主。更多的故事中，弱者以无赖对付强者的无耻。比如财主说阿凡提在隔壁闻到了肉味，要他付钱，阿凡提就把铜钱弄出响声，让财主听听，算作付账。这些故事听起来不过是阿Q似的的自我安慰，天下哪有这么好欺负的财主？其实它们的现实基础是，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寻求公平和正义，又不能动辄“引刀成一快”，只好用这一招来试试。惯于耍无赖的穷人，被称作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手中无钱无权，在一个正义系统未能建立的社会里，做流氓求生存，以无赖讨公平，尚有其现实合理之处。从法学上说，就是在公共救济缺失或者失效时产生的一种私力救济。别的私力救济还包括造谣、决斗、世仇等等。
私力救济无法建立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于是法治取而代之。减少甚至消灭私力救济，尽量以公权力实现社会正义，正是现代法治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获得了公众的授权。
法官既已手持权杖，如果又耍起无赖来，那就相当于天使兼做魔鬼，医生暗怀杀心，豺狼披着羊皮，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远胜于私力救济本身。

有调查显示，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这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有人把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归结为三个字“强国梦”，并得到普遍的传播和认同。如此说来，有志者事竟成，中国人的奋斗终于成果昭彰，简直该开一个世纪庆功宴。然而，就像一场苦战到头的婚外恋一样，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到迷惘：强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消息说，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根据本次民调结果，世界上第一强国是美国，第二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看来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是强国了，中国人自己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中国一家网站调查显示，有65%的网民不认可这个结论。的确，这只是一份媒体调查，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学术价值。但是强国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从学术中产生的，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感性认识；如果非要学术化，那么得细化为一些可以量化的子项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包括政府行动能力、经济规模、国民生活水平、军事力量、文化感召力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中国网民普遍都认为，拆分以后，在这些指标中，我们距离世界第二还挺遥远的。
比如，此前有调查显示，在最新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美国居首位，中国大陆排第34位；在联合国年度最宜居住国排名中，挪威第一，中国第81；在一份全球生活质量指数调查中，法国居首位，中国第116；在一份全球生活质素排名中，芬兰居首位，中国是第84……
这是怎么回事呢？除了调查本身的准确度之外，原因在于这里有两套标准。传统意义上所谓强国并不是这么“人本主义”的，而是指国家所能调动的总体资源。就此而言，中国居第二并没有太大的疑问。像挪威、芬兰这样的小国，无论在细化的指标中怎样第一，也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强国。如果向往那些具体的指标，我们就要追问最初的原点：强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从历史课本中得知，强国的第一要义是“落后就要挨打”，还要被历史洪流抛弃。且不说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有了很多理论反思，当初革命者这种简单的总结本身就不够准确，有些偏狭和误导。一百多年前的殖民时代，中国被人欺负，整体国力羸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社会制度、人文风尚、科学探索方面让人看不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今殖民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非洲也有很多穷国，欧洲也有很多小国，他们并不一定就要挨打。综合国力强大有助于改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但也不尽然如此。一些观念错误、心胸狭隘的外国人，他们歧视中国人，跟中国的所谓综合国力没多大关系，而是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人文和科技方面都没有为世界文明作过什么贡献，甚至对明显不合理的重要社会问题也能安之若素，乐得其所。
强国的第二要义是富民。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前苏联。在解体之前，它当之无愧地和美国并称世界两强。解体之后，国内媒体对俄罗斯经济不振的报道容易让人误解，以为苏联时期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其实从后来公布的资料看，苏联商场的货架上往往空空如也，苏联人民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排队买面包也是常有的事。那种幸福感觉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蒙蔽真相的结果。正如一个笑话所讲的那样——苏联幼儿园的阿姨对小朋友说：“在苏联，小朋友们都生活得很幸福，有糖果吃，有新衣穿……”苏联小朋友想：啊，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的国家！不等老师说完，纷纷举手说：“我要去苏联，我要去苏联！”
强国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强民富也是一个政治逻辑，从学术上未必完全讲得通。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国力强大要靠税收，税收多了老百姓的钱包就瘪了。当然，如果政府能够把税收用到刀刃上，又会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因此，国强之后民富不富，还要看政府怎么用钱。如果民不够富而国过强，那么就是国家财政从老百姓钱包里拿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