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瓦罗蒂：古典荣耀与流行巨星

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讨论京剧与歌剧，今天就听到帕瓦罗蒂去世的消息，像是要把那个话题延续。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欣赏西方最好的歌剧，而总是觉得西方人听不懂京剧？朋友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都长着西方音乐的耳朵。
当然这只是一个闲聊，这类问题早已有过一些严肃的讨论。但是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它总是一次次地浮现，一次次地刺痛我们的身份自觉。今夕何夕？全球统一。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全球化已经一个世纪了。可悲的是，我们在失去旧我的同时，并没有找到新的身份认同。而不像，有一次我在日本听到三弦，发觉人家既有新的东西，也没有丢掉过去，不禁悲凉万分。
我们总是把歌剧和古典音乐称为高雅艺术，但帕瓦罗蒂，正如昨天的《纽约时报》网站纪念文章所说，是一个流行文化巨星。全世界凡有井水处，都知道“三高”。他也和流行歌曲巨星约翰•埃尔顿、博诺等人合作过，还搞过一些著名的公益活动。在回忆早年演出生涯时，他说，刚开始唱歌他总受到一些打击，直到第一次参加电视直播之后，有人在大街上拦住他。当时他想，“我觉得把歌剧唱给大众是多么重要。”
有了这个想法，大众是多么幸运。我们听见了帕瓦罗蒂，正如多明戈向他表示哀悼时说的，那是上帝赐予的荣耀。我刚开始知道帕瓦罗蒂，也以为他是一个流行歌手，因为老在新春联欢会或者卡拉OK厅听见《我的太阳》。后来跟人去听视听发烧音乐会，用发烧音响和大碟模拟的现场，才知道真正的卡拉扬、祖宾•梅塔和帕瓦罗蒂，或者说，才知道真正的贝多芬、普契尼和威尔第。后来买了一张1990罗马“三高”音乐会的碟，才知道真正的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当这些名字只是躺在音乐教科书里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三高”的结合，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噱头，但同时也是世界音乐的最高荣耀。纽约中央公园、自由女神像公园、巴黎埃菲尔铁塔、伦敦海德公园、北京紫禁城，这些著名旅游景点和“三高”的结合，更是流行文化的惯常炒作，但同时也是全球观众的无尚幸运。“三高”里，帕瓦罗蒂代表自然、质朴和达观，多明戈代表智慧、思想和勤奋，而卡雷拉斯代表敏感的心灵，如此完美地演绎着人类精神的全部。
帕瓦罗蒂来了中国共三次，但是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2005年在上海有这个机会，但我知道那只有一个苍老的背影和姿态了，不愿意为此负担那么昂贵的票价。于是，我要补充那个朋友的话，我们不仅有一对西方音乐的耳朵，我们还有一颗只会仰视的脑袋。高雅音乐啊，怎么能够让普通人去听？虽然报纸上总是报道高雅音乐成为时尚，但是谁都知道那些票是怎么出去的，团体购买甚至是政府部门的包场，这算什么音乐会呢？
西方音乐的耳朵，西方绘画的眼睛，而我们连去西方的机票都买不起，这就注定了我们仰视的脑袋。有一次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时，我突然悲哀地意识到，早年迷恋印象派绘画的自己竟然才第一次看到原作。就像喜欢“三高”或好莱坞电影的人只能看碟一样，我们离真理隔着好几层。
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仰视起自己的文化来。想看正宗的昆曲吗？请花高价到皇家粮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