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看了四分之一，我觉得姜文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很了不起；到了最后一个镜头，我已经被无聊感折磨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这个片名我挺不喜欢，因它假装不知道海明威写过那部伟大的作品。不过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不快，就算《圣经》是公共资源吧——那里面说：“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表现疯子的电影挺多，但是多数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旁观。这个电影的开头部分，是跟着疯子一起疯的。尽管周韵演得不够好，我还是很激动地猜想，它会不会一直把这种极端情绪进行到底？人类不过是一群疯子寻找所谓正常规则的一种存在，寻找就是遗失、迷惘和压抑的过程，到后来已经变成了要福柯来呼吁疯狂的权利的状态。假如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姜文无疑是世界级大师了。
摸屁股的戏是一个小品的放大，所以它也是最全剧中最浅白和轻松的段落。性压抑和性扭曲加上特殊的政治环境，稍嫌俗套，但是也很有意思。
接下来姜文扮演的老唐就被下放到边疆，整天跑到山上打猎。枪声大作之中，导演显然感觉快意无限。这让人想起那个笑话：年轻修女不知道如何对付情欲，求教于老修女。老修女交给她一把手枪说，再想男人的时候，你就跑到后山上朝天放一枪。果然见效。但子弹很快就打完了，情欲依然。年轻修女又来求教，正撞见老修女肩背机关枪、腰挂手榴弹、还拖着一门加农炮，正要出门狠狠地发泄一通。
于是，你发现整部电影，都是一个荷尔蒙过剩的男人的春梦。那些绚烂的画面，那些东倒西歪的情节，都是为了几声枪响。飞驰的列车、燃烧的帐篷、铺满鲜花的铁轨，不免都有些无聊了，像是一个过度漫长的青春期。
没错，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但是由于萨特对“无用”的深切体察，对“无聊”的清醒与同情，在他的作品里，那些激情都有着悲凉的性格。姜文并不自觉，还以为那些无用的激情值得炫耀，值得铺张浪费。
大家纷纷对这个电影进行意义重构，因为它包含了那么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符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部电影显得十分猥琐了，写满了中国文人和艺人的胆怯与自慰。
作为一部作品，我必须承认，这个电影的成就超过近年来国产大片的总和，因为那些大片太烂了。其实，只要你把目光从那几个大片导演身上移开，就会发现中国到处都是才华。但是，由于集体性的对人性和政治都缺乏自省能力与批判精神，所以这些才华像是被无意中打倒的油彩，纯属浪费。整个都是一堆无用的激情。

一本强调文明史观的历史教科书被突然废止，本身也成了文明史上的一个事件。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目前关于事件细节的披露并不充分。相关报道讲述了该教科书兴废的前后经过，但在关键步骤上语焉不详。我们也很容易习惯性地满足于对重要环节的臆想和忽视，而津津乐道于旁枝末节。
该教科书由苏智良教授主编，费时六年，试用三年，经过上海市教委的审定和批准，去年开始在上海市高中投入使用，今年暑假被突然废止。苏教授感到委屈，很多学者也为他抱不平。对于废止的原因，学者们大多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二是左派学者的强烈批评。
去年该教科书问世之后，《纽约时报》做了及时的报道。该报道引起了苏教授的强烈不满，至今也被学者们斥为不实。在我看来，报道中的确有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基本事实并没有太大出入。报道中说新教科书（相对旧教科书而言）淡化了政治、强化了经济和文化等，也正是苏教授“文明史观”的题中之议。当时苏教授否认报道中所说“政府在批准新教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他自己也坦承，“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平心而论，苏教授和其他学者们对该报道的愤怒，更多地出于对该报道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的担心。尤其是国内媒体哗众取宠的转摘，过多地聚焦于意识形态，甚至具体的政治领袖，不能不让人提心吊胆。如今果然出事了，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再次拿该报道来出气。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懒惰的惯性错误思维，有舍本逐末、欺软怕硬的嫌疑，类似于官员说媒体报道搞乱了治安。外国媒体一个有偏差的报道，如果真能引起一本经过严格审查的教科书的非正常死亡，那么问题也不在报道本身。
当然，一些学者只是顺便撒气，他们认为废止教材的真正原因是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历史学者发表批评意见，并上书国家有关部门。这些历史学者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而且“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如果这些学者明知这种批评可能对行政部门施加的影响，那么他们无疑是在“戴帽子”和“打棍子”。
此前，张海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教科书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教科书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不光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觉得教科书内容比学术成果晚十年是正常的”。我自己也在美国的大学旁听过历史课，那是魏斐德教授讲的中国近代史，也浏览过美国的中学历史教材，所知情况还真不是张教授说的那样。当然，你非要说人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学术自由、多元包容和创新思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至少人家的教材（大学谈不上什么教材，主要是阅读材料），多半是新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学者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学术观点，也可以上书政府部门，或者网络签名也可，上街演讲都行，问题在于权力部门怎样对待学界意见、怎样处置学术问题以及怎样管理教科书。准确地说，这些学者的作为只能算是“造帽子”和“递棍子”，真正给苏教授的教科书“戴”起来“打”下去的人，并不是他们，而是行政权力掌握者。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上，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只写到：“但５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
一本已经开始使用的教材要被废止，应该经过哪些程序，应该由什么人来拍板，在此过程中所浪费的学界资源应该如何清算，所造成的影响应该由谁来承担？行政权力部门有义务向公众作出清楚的交代，而不是任随大家把几个“吹鼓手”当成“替罪羊”。万一有一天发现这个废止搞错了，莫非大家就满足于把张教授等人拉出来批驳一番？显然，这样更符合集权下的斗争史观而不是苏教授力主的现代文明史观。

今年3月“两会”期间，深圳市就明确表示，各级政府部门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要向市民登报道歉。本月14日，这个要求正式成为规章制度，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把道歉推为硬性制度，据说这是“全球首创”。
负责起草该《办法》的深圳市监察局有关人士解释说，这一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是对行政责任体系的完善”。的确，近些年来，深圳市为建立行政责任伦理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其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任何人做错了事都应该道歉，何况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政府官员，实乃天经地义。不过，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全世界的文明社会都没有作出规定，而轮到深圳市来首创呢？我在为此感到骄傲的同时，也生出一些疑虑来。
先说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其实事关重大的细节。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向公众道歉，应当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作出”。召开新闻发布会没有问题，而且政府官员道歉多半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媒体一般都会刊登。但是，万一这类道歉太滥，而且流于形式，不构成新闻了，媒体是否可以不加理睬呢？依据现代传媒理论，媒体有独立的新闻审核权，当然不是任何道歉都可以刊发的。既然规定了必须登报道歉，媒体不刊发怎么办呢？那就应该跟遗失声明一样，交钱刊登在分类广告里。我相信深圳市在作出这个规定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涉及到政府的权力边界及言论自由，是一个致力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政府不应该犯糊涂的地方。
再说道歉本身。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实施检讨及道歉，应当主动、及时和真诚”。制定化可以解决“及时”的问题，但如何谈得上“主动”和“真诚”？这让很多人感到别扭。有论者认为，道歉是道德范畴的事，不应该搞成规章制度。其实把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主动不真诚的道歉也并非没有作用。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该谁向公众道歉？
道歉的背后是责任，责任的背后是权力。谁授予你权力，你就向谁承担责任，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总统和市长是由公众选举产生的，那么他的权力就来自民众的授予，本国或本市出了重要责任事故，他们就应该亲自向公众道歉，这也是我们常见的新闻。
为什么很少见到部门负责人向公众道歉呢？因为他们的直接责任对象不是公众，而是顶头上司。事实上，公众不可能对政府部门的每一个官员进行直接选举，现代多数民主国家都采取组阁制。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俗称“一把手负责制”，而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都是任命产生的。从大道理上说，每个官员都应该“对人民负责”，但从具体的组织程序和效率上说，他们更应该对行政长官负责，只有权力的直接来源才能真正管得住权力。《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他们要“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如果每个官员都直接面对公众，那么政府机构也不好运转了，所谓“一把手负责制”也就形同虚设了。
从权力来源上看，只要民众真正能够对官员命运起决定作用，并不需要什么规定，官员做错了事就会主动、及时、真诚地公开道歉。目前我们的一把手通常是等额选举产生的，二把手们反倒来自差额选举，这对“一把手负责制”是一个挑战，也把到底该谁向公众道歉的问题弄得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