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话语圈套的破产

环保进入了新的时期。这话不新鲜，两年前就有人说了。从起那时，环保总局连掀几场“环评风暴”，清理了一批涉嫌违反环境法规的建设项目，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新闻界进行了通报。前不久，潘岳又向新闻界通报，因为水污染严重，环保总局自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污染严重的地区实行“流域限制”，对一些排污企业实行“挂牌监督”。媒体称之为“再掀风暴”。
媒体明显在偷懒，这两次“风暴”大不相同。前几次的确是“掀”，由环保总局自上而下发动起来，是一次执法行动。而这一次，应该说是一次“卷”，是民众自下而上推动的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环保新时代刚刚开始。
从第一次环评风暴算起，这已经是第四次了。风暴过后，山川何如？潘岳说，“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因为环保局的权限太有限。”这个话值得分析，在政府要反对的事情上，它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在政府要维护或者干脆就是政府干的事情上，它从来都不是站在环保的立场上，而是宣布臭水可以喝、脏河可以泳、化工污染不要紧，这时候它的权力越大越害人。
环保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是没有完全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政府的一部分。新的环保力量则不然，它来自最底层，来自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比如水、空气和食物。今年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臭气熏天，自然民怨沸腾。厦门等地的化工项目，更是严重威胁空气质量。洞庭湖区老鼠横行，安徽小村苍蝇肆虐，动物昆虫都凶猛，民众不抗争无以为生。
民众的抗争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古老的拦路喊冤。安徽蚌埠鲍家沟村民，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的机会，集体“紧急下跪”。二是现代的宪法赋权。厦门市民为了抗议化工项目可能造成的严重污染，通过网络组织起来“上街散步”。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一种话语圈套的破产。
这种话语圈套是这样的：凡是对权贵有利的事情，就被说成是当务之急；凡是百姓渴望而权贵们不喜欢的事情，首先是抹黑，没法抹黑的时候就承认其正当性，然后将其论证成遥不可及的目标。最典型的是民主自由，早先总是加上“虚伪的资产阶级的”、“西方式的”之类的负面前缀，后来有人从新加坡借来了“亚洲价值观”的说法，认为亚洲人民更爱专制，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充分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把民主自由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说法完全不靠谱，专制者从来没有给民众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机会，一定会选择以民主自由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这种极具蛊惑性的说法不攻自破，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人能够否则民主自由的价值，于是就有人努力论证那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要等大家饱暖之后再去考虑，好像那是淫欲一样。
环保也是这种话语圈套中的一分子。他们挖空心思论证，环保和发展是对立的，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是有钱人的追求，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无关。环保爱好者被描绘成过分理想主义甚至情绪偏激的人。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发起环保运动以来，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自身处境和全球资源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像民主自由一样，环保成了生活常识。不可否认，在一些当下的环保工作已经做得较好的国家，环保的确针对的是长远目标，是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比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宣言中所说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是“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社会”。口口声声最重视子孙后代的中国人，面临环保问题时其实是在做断子绝孙的事。
关键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些国家，环保之所以看起来是未来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现在就在做；如果现在不做，那么它马上就会变成当下的问题。跟民主自由一样，它应该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衣食无忧之后的奢侈品——那样的日子永远坐等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