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谣言剥夺言论自由

一场洪水灾难过后，人们还没有听到政府部门关于预警系统、抗灾能力和救援措施的检讨，却先获知一个市民因为参与灾难后果的讨论而被警方拘留，这是一件不容易让人想得明白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在济南。7月18日一场持续3个小时的暴雨，竟然使整个城市濒临瘫痪状态，损失非常惨重。据官方数据，暴雨中至少有34人死亡，6人失踪，171人受伤。城市瞬间变成泽国，市民的恐慌可想而知，他们对于死伤人数的关注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市中心一座最繁华的地下超市，在半小时内变成了黑暗的水箱，虽然官方称无一人伤亡，但网上出现了各种说法。其中一位网名“红钻帝国”的23岁女子因回帖参与讨论，被指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而被拘。
灾难总是伴随着恐慌，恐慌总是滋生着谣言，这是自古以来的人之常情和社会常态。在远古的时代，这些谣言得不到澄清，就变成了神话，比如中国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希伯来的诺亚方舟，以及古希腊的丢卡利翁小船等。中古时代，这些自然灾害往往被视作天生异象必生异事的征兆，成为民众推翻专制统治的信心支持，中国诸多农民起义中都有这类传说。到了现代社会，科技进步，资讯发达，谣言不容易产生，产生了也容易澄清，但是突发事件中仍然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比如死亡人数，即便是权威部门，也不能确保它每一次公布的数据都万无一失。
对于这些未知的东西，民众给予高度关注，进行猜测和争议，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谣言。最常见的谣言就是放大灾难后果，夸大死亡人数。其中原因，一是出于恐惧和悲伤，轻信道听途说，类似远古人相信神话；二是对社会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类似中古人诅咒皇帝；还有一种情况，是近现代才普遍出现的，就是纯粹基于对真相的执著，而对政府部门始终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几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只要不出现严重的后果，都应该听之任之，由其自生自灭。
法律专家将这个严重的后果解释为“扰乱公共秩序”，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传播小道消息和散布谣言的界限，只有当谣言产生了真实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时，才能治罪。其实凭常识就能知道，如果把凡是与事实不符合的话都定性成法律意义上的谣言，那么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抓起来。几年前北京市长王岐山在一次会上说，要允许官员说错话，得到广泛的认同。官员可以说错话，民众反倒不可以了？
其实我们从来都是允许官员说错话的，甚至允许他们的话造成社会恐慌。前者如有官员刚说完物价平稳，猪肉就猛涨；后者如有官员说股市不理性，股民就吓得纷纷抛售。而民众的言论空间，尽管资讯越来越方便，却有变得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尤其在官方可能受到批评的公共事件中，堵塞言路的事经常发生，动辄就听说网民由散布谣言而受罚的消息。前不久北京市还规定，在发生工程事故时散布谣言将被究责。这几乎等于说，凡有事故发生，任何人都请闭嘴，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能说得准确无误。一个世纪过去了，泰坦尼克号到底死了多少人还不知道呢，难道关于这场海难就不能说了？
两年前美国南部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悲剧，1500人死亡。刚开始消息混乱，媒体报道中死亡人数高达几万甚至更多。人们迅速将矛头指向布什政府反应迟钝，救援不力，甚至有人提议弹劾总统。布什总统狼狈不堪，却从来不敢怪罪媒体造谣，更不敢想象警方因为说错死亡数据而抓人。一年以后，还有电视主持人“造谣”说：“今天是卡特里娜一周年，当然，如果从布什总统知道它的时候算起，还有两个月才到……” 甚至，公开宣扬“美国人从来没有上过月球”、“‘9•11’事件是美国政府所为”等谣言也大有人在，而且产生了严重后果：调查显示，有5%的美国人相信登月是好莱坞编造的影像。对于公共秩序来说，这又能怎么样呢？
以散布谣言为由抓人，是明显的滥用法律的行为。如果警方认为没有滥用，那么这个法律明显违宪，因为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天然包含了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可怕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济南警方不肯公布被拘女子到底说了什么，声称担心引发社会恐慌，这才是真正的谣言——难道它比山西黑煤窑更加可怕？难道它比济南“7.9”汽车爆炸案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