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若干年前，父母卖血供孩子读书的故事，引发的更多是悲情的话，那么今天它所引发的，就应该更多是愤怒了。因为人们知道，政府近年来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了“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这项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常常听到官员和媒体宣称：上学难已成为历史。
事实并非如此。据新华网25日报道，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河北省怀安县，部分中小学仍在收取各种费用，学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高得少有家庭能够承受，父母卖血供孩子读书竟是普遍现象。一般的家长一年要卖血10多次，最多的则半年卖了60多次，其困窘与凄惨令人难以置信。政府财政拨下的补助经费，学校却捏在手里，声称不知作何用途，一方面又上报学生已经领取。同时，学生家长反映，那些领取到困难补助的学生，要么来自富裕家庭，要么是校长熟人的孩子。
新闻报道往往都是极端的情形。事实上，在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政府免去学生学杂费以后，学校和老师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赞助费、转学费、择校费、捐赠费、资料费、基金费、摊派费、服装费等等，或多或少地，是每一位家长都会面临的问题。甚至像怀安那样，收费根本不需要名目，谁也说不清其用途。但是，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走到卖血供读书的极端境地。只要还能勉强应付，几乎没有家长愿意得罪孩子的学校和老师，去向政府监督机构或新闻媒体投诉。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有报道说，去年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学校教育收费实现了“零投诉”。根据资料和经验判断，学生的学杂费用普遍有所降低，但是跟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拨出的数百亿元经费比起来，一定极不相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吗？显然不是，无论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理性的警示，还是“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这样煽情的口号，都已经喊了几代人了。是政府监管力度不强吗？根据一份材料，教育部门每年派出的检查监督小组数以万计。
怀安县的情况已经表明，学杂费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腐败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杂费如此，更多的社会福利，如自然灾害救济、农村医疗保险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政府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进行收入调节，本意在“劫富济贫”，但是落到实处，却变成了“劫贫济富”，有能力勾结权势的人，轻而易举地抢走了穷人的面包，用来喂自己的宠物狗。
在看到怀安县这个新闻之前，刚好听了秦晖教授的一个电视演讲，谈的是民主国家福利道路探索。他认为，福利社会的第一个前提是，福利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政府善意弄权；福利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民主是推进福利的社会基础。
用秦晖教授的观点去检讨，我们会发现，在政府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进而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很多误区。新闻媒体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在尽应尽的职责，民众刚刚获取应该拥有的权利，而把它当成是政府对民众的恩惠，“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困难群体的亲切关怀”，所以至今仍称作“优惠政策”。这就传递了一个消息，在基层官员和校长那里，会以为这些钱都天上掉下来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随意支配；而学生家长则会以为，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减免和补助，那是意外的惊喜，得不到就应该自己出。他们并不知道，孩子读书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卖血供孩子读书主要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正当权利受到了侵害。
与这个观念配套的是民主制度。如果没有真实的基层民主作为保障，自上而下的监督再多也只能治标不治本。教育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应该到过怀安吧？到了怀安竟然连学生家长如此惨状都可以有所不察吗？抑或是视而不见呢？如果基层民众能够通过民主原则对权力和权利进行管理，那么根本就不需要这些钦差大臣了。

据媒体报道，沪杭磁悬浮项目已经暂停。磁悬浮是一件大事，不仅涉及到数额巨大的投资，还事关无数人的日常生活变化，自去年初国务院批准立项以来，各种市政准备已经上轨，前期工程已经启动，如今突然发生变故，大家自然十分关心。然而，媒体报道却有些云遮雾绕，至今也没有权威部门出面正式说明，不能不说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一种漠视。

消息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上海闵行区政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这位不具姓名的人士向记者证实了磁悬浮已经暂停，但是“具体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一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一位也不具姓名的官员，透露说“目前百姓比较关心磁悬浮辐射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正在研究，这是磁悬浮暂停的原因之一”；另外两个消息源则是对这个原因的证实，一位市民说因为担心辐射和噪音，和小区邻里一直坚持上访；一位官员说区政府遭遇上访压力，上访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5000，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

看起来，城市居民上访的效率要比村民高多了。无论如何，一项重大工程因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暂停，不管以后经过重新论证再次启动还是彻底撤销，都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然而，事情好像并非如此简单。媒体回顾了在磁悬浮上一直悬而未决的几项争议，似乎每项都可以导致它的暂停。一是投资超过350亿元，收回成本的时间要以世纪计，而带来的综合效应却未必如愿；一是中德谈判陷入僵局，德国人不愿出卖核心技术；一是沪杭两地因为钱闹别扭，浙江人不想为上海的市政工程买单。

近年来若干重大工程，都曾引起激烈争论，但是工程一旦上马，争论就只能转入地下，媒体上都是一片歌功颂德，否则就可能被戴上“添乱”的帽子。因此，沪杭磁悬浮暂停事件显得十分独特，应该有一个权威部门出面澄清，告诉公众到底是怎么回事。

假如民意是主要原因，那么应该让上访者清楚知道自己的意见在公共政策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全国因为重大工程而上访的民众不计其数，透明的信息可以让他们用来对照，看看自己的利益诉求是否合情合理，自己的博弈策略是否最为有效。假如是另外的原因起了作用，那么也应该让民众知道，在工程启动之前，有关方面对这些原因是怎样考虑的，现在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此前一些重大工程导致民怨，在于其事关国计民生，动辄百亿投资，却未经充分的公开讨论，听证会不过是走形式，监管部门成了橡皮图章，媒体报道遮遮掩掩，或者半途而废。明明争论还如火如荼，帷幕却突然拉上，媒体一下子异口同声，然后就见工程轰然剪彩。公众无法知道决策过程，完全有理由怀疑其暗箱操作。这一次，重大工程出现暂停，也不应该让公众猜谜，项目下马和上马的程序同样重要。

当沪杭磁悬浮在去年初得到国务院批准立项之后，媒体普遍宣布其争议已尘埃落定，转而为它叫好。按照既有的模式，媒体认为或者被要求认识到，政府已经作出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争议了，而应该正面宣传。滑稽的是，当中德谈判遇到困难时，有一位急于促成此事的专家却“先将责任归咎于国内媒体对沪杭磁悬浮的大肆炒作，过分强调中国建磁悬浮的意义，在谈判中产生了负面效应，让德国误认为中国的沪杭磁悬浮项目非建不可，以此作为不断要价的砝码”。也许这位专家不了解，如果不予限制，媒体从来都喜欢报道争论，过分强调磁悬浮的意义肯定不符合媒体的天性。虽然尴尬，但这毕竟是媒体的一种“失职”。此次暂停事件，让媒体的尴尬暴露得更加充分。

如果没有这次暂停，很多人还不知道沪杭磁悬浮批准立项之后，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还有那么多居民在为此而上访。媒体应该为自己被扭曲的天性感到害臊，应该检讨自己趋炎附势的惯性思维，找回本然的立场，督促官方尽快给公众一个明白的解释。

经过一轮舆论造势，北京市终于让工商局发出通知，“对违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类广告进行专项检查，一些‘炫富’广告将被责令改正”。我不知道北京市是否会因此挂出“规范广告用语，促进社会和谐”这样的标语出来，但我相信这是又一场让很多商家猝不及防的打击活动，我希望舆论用比关注商业广告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政府行政行为中的文明问题，因为比起跟着政府骂商家来，这更是媒体的职责。
为什么要打击这些“炫富”广告呢？北京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说：“有的广告宣传助长了社会浮嚣、奢华风气，有悖于时代精神”，“广告中含有‘奢侈’、‘至尊’、‘顶级享受’等内容不切合目前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崇尚俭朴的传统美德，不利于社会和谐”。一个工商部门，尽用些当下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伦理的大话来搞工作，恐怕也有悖于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吧？
我曾留意过国外的房地产广告。比如我在美国小住期间，附近的免费报箱里就有定期派发的各种广告册子，其中房地产的最厚最漂亮。那些广告，多半也是推销“至尊”和“奢侈”的享受生活的观念。所不同的是，其中也有很多实用型住房的选择。正如超市里，有很贵的东西，也有打折商品。所以，这首先是一个市场供应的问题，应该补充供应实用房产，而不是不允许叫卖“至尊”。其次的不同，在于这些广告并非满街都是。
中国满街弥望的“至尊”、“奢华”房地产广告，占据着城市“至尊”、“奢华”的位置，的确是一种视觉污染，强行灌输一些“刺痛了百姓的心”的消费观念。问题在于，这些广告牌是如何立起来的？如果老百姓那么难以接受，那么他们对自己的的城市有没有发言权？一个城市应该立多少广告，在什么地方立广告，广告内容有哪些限制，应该经过什么样的民主决策程序？而对于按照一定程序已经立起来的广告，要进行整治，又该经过什么样的民主决策程序？一个对民主制度敏感的社会里，这些决策程序的缺失，显然应该比“炫富”广告内容更加“刺痛百姓的心”。
对商人进行美德教育，虽然动机显得高贵，但是并不可行，反倒有贬低商人的嫌疑。有些商人品德高尚，再有钱也不通过政府赎买城市空间做广告；有些穷人也不文明，在自家墙上写着“养狗乱拉屎的人，连狗都不如”、“发现小偷，狠踹暴捶”这样的标语。富人有钱，可以收买市场、官员和媒体，为自己换来更大的话语权。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城市人口中的多数，多数还是一般老百姓。如果有民主的决策程序，可以形成一种既互相妥协又互相制约的机制，让城市真正成为富人和百姓“和谐共处”的家园。
现在的城市更像是官员充分享受权力的场所。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规定对外商实行特殊保护，连开车闯红灯都不让交警去管。甚至有地方挂出标语说：“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北京的官员早已用不着对商人这么低三下气了，市容市貌成了奥运前夕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就对广告内容看不顺眼了。这种权力的为我所用，翻云覆雨，才是文明社会真正值得检讨的事情。
由此我想到，就在同样领域内，比商业广告更值得监督的，应该是市政标语。市政标语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对民众发号施令，其姿态和用语更应该讲究。但是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它随时都可能咆哮起来。网上广泛流传一些农村地区的标语口号就是证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等等。北京市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喊叫了。但是，那些在网络上嘲笑这些“落后”口号的北京市民们，有没有想过，北京之所以没有这些喊叫，只是因为政府不需要，在需要的时候未必就会先进到哪里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部门（或授权于企业）会在一些私宅的墙上写上大大的“拆”字。
这些“拆”字到底有什么用呢？是信息公告吗？难道当事人不知道要拆，需要这样来公告吗？就算需要公告，为什么不像别的公告那样写得规范一些，充分一些呢？有朋友仔细研究过这些刺眼的“拆”字，发现它其实就相当于农村粗暴的计生口号，是一种政府行政中的语言暴力，意味是来自强权的蛮横的警告与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