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朝着当下文坛、影视圈一阵吼，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回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是一块空洞。这些天他不知疲倦地畅所欲言，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大家从中看到的，是他的高调复出，是他的汪洋恣肆，是被他的机关枪击中者的沉默和难堪，而我认为，其中最大的意义，是他骂出了中国当下文化的真实状况。
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而王朔做到了。多年不见，突然出来了，还依然故我，嘲笑权贵，瓦解崇高，鄙视精英，调侃自己。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攻击的对象更加具体了，早先是一个体系，一种现象，一种氛围，后来是鲁迅和金庸这样的被推上祭坛摆着的人物，现在都落实到正在蝇营狗苟着的活生生的人了。
从逻辑上说，一个人长期不变有两种结果：如果时代变得更好了，那么他就过时了，再出来这么嚷嚷就显得老妖怪了；如果这些声音还正合时宜甚至犹如久旱逢甘霖，得到围观和喝彩，那么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没有进步甚至变坏了——至少文坛和影视圈疑似如此。
王朔先知先觉似的，或者私人恩怨似的，对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颇不以为然。但是，当年的确有很多人被这个话题打动了，认为十分严肃而且十分紧迫。大家都觉得，光搞痞子文学肯定不行，骂骂咧咧的没有什么价值，咱们一定要参与时代的建设，搞一点理性的深情的厚重的东西。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人文精神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王晓明曾经有一个总结，大意是说，那个讨论的基础是，当时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分子不健康，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创造力贫乏，等等。其实，今天公众对文坛和影视圈的评价不更是如此吗？王朔这几天所骂、公众所回应的基础，不正是当下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吗？
在此讨论前后，我们也经历了文化重建、国学热、新左的焦虑、儒学的复兴、国产大片的出现，以至媒体自身对批评报道和平民态度的反省，要办理性建设性的报纸。所有这一切，回头一看，公众难免有被忽悠的感觉。大师出了一批又一批，大作出了一本又一本，大片做了一部又一部，但是能让人服气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甚至连真诚坦率的人都越来越少，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文化精英们一边装高贵，一边下作地掏老百姓的钱包。
作家王朔成了批评家，和他的作品一样，他的话也没什么“建设性”，那些金刚经什么的也就是一点个人感受。但是，和他的作品一样，这些话再一次证明了，批评性就是建设性，其价值甚至远远大过一些装孙子的建设性。他说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一些常识，比如“电影电影无聊，电视剧电视剧不像个东西；娱乐节目傻死了，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尚是多土的一个事”，比如80后没有作品，比如余秋雨装高贵、张艺谋会装修等等。正是这些常识，这么多年来被大师们装修得或金碧辉煌，或精灵古怪，弄得大家都不认识或者不敢相认了。
王朔之所以能够这样骂，骂得这样有力量，也是因为他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利用名气和地位忽悠大家，除了一点“与你们无关”的个人私事之外，没听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不是每个文化大师都可以做得到的，也是被骂的人不敢回应的原因。即使不好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也是人格上一个巨大的空洞。
非常希望这些空洞有一天能够填实了，就算再来一百个王朔，使出狮吼功夫，也将不再有什么回响。

“章子怡又一次背叛了祖国的男人们”，这是我上周为一个专栏写的文章的标题和第一句话。结果它闯了大祸似的，在网上被人狂骂。仅在本报的新浪博客上，此篇就有40多万人次点击，2000多条留言，绝大多数都在辱骂。
我的本意是拿那件事挖苦一下网民中的“床上爱国主义者”和文艺圈中的欺下媚上风气，但留言的人中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人不多，他们仍然执著地分为两个阵营，支持章子怡的和反对章子怡的。为什么都在骂我呢？原来我把两派的人都得罪了。
支持章子怡的人看了标题就生气了，说人家恋爱自由，找一个外国男友就叛国了吗？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像“文革”一样上纲上线！小报记者！无聊炒作！这些留言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反对和咒骂章子怡的人，我发现多数是看见这三个字先骂了再说，并不针对我的文章。但我的文章是针对他们的，有一些人看明白了，恼羞成怒，跳起来骂我。另外有一些人，也只看了标题，误以为我跟他们一样痛恨章子怡，但他们也对我生气了——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这些人的逻辑：怎么能说一个坏女人背叛了我们呢？你太抬举她了。她配吗？她不配。所以，不管事实如何，我们都要说，是我们不要她了，她被中国男人抛弃了，才被迫地可怜兮兮地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最好继续说，外国年轻男人也都不要她了，她才被迫地可怜兮兮地去找了一个外国老男人。据说，前不久，江苏一个女警察参与换偶活动，主动曝光，并主动要求辞职。组织上经过开会讨论后，不答应她辞职，而是把她开除——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能让她主动抛弃组织呢，只能让组织抛弃她。
当然，也有一些人虽然同意我挖苦这些祖国的男人们，但不满我肯定章子怡。说实话，我也不认为章子怡演技和人品有多好，但她能够坚决地不搭理这些没出息的男人们，就让我对她的肯定比对赵薇多。有本事你到纽约泼粪去。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乌合之众》、《群氓的时代》等社会学名著中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勒庞说，那些未经启蒙的个体一旦湮没在群体之中，立刻变得情绪化和低智商，因此也极其容易被专制者控制和利用。不过我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不在这里讨论。
要说明的是，“床上的爱国主义”这个精彩的提炼出自胡一刀的文章。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引用了几句名言，我也想转录于此：“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
为了让人看得更明白，我把上周的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时，在末尾加了一句话：“这些祖国的男人们！” 今天，我把这句话作为标题。

一个有关鞋子的故事在网络上流传。毛利辉是云南昭通贫困山区的一位小学老师，在今冬的一个寒冷的雪天，他拍下了学生们脚上破烂的鞋子，并讲述了这些鞋子和它们的小主人的辛酸故事，贴到了网上，又被好心的网友转发。一贴感动千万人，无数的鞋子和衣物从全国各地寄往这个山村小学。如今，每个孩子都有了七八双鞋子，都穿上了厚实而漂亮的衣服。鞋子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学校忙着将它们分赠给邻近的小学……
我们坐在城市中温暖的办公室里，关心着这个遥远的山村小学。有同事赞叹说，毛利辉找到了一个好的角度，以鞋子为载体，讲述了一个普通的贫困学生故事。媒体应该继续下去，看看还有什么故事可发现，还有什么深度可挖掘。我打断她的话说，更多的贫穷，是枯燥乏味的，没有故事，也没有深度，更没有诗意。能够让城里人动心的人，还不是最穷的人，因为他们还有故事可以出卖。
毛利辉是一个好老师，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有出色的叙事能力。他巧妙地利用细节，图文并茂，把一个普通的穷孩子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而且他知道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奉献爱心。但是，在此之前，这个山村小学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正如校长对记者说的那样，每一年冬天，他们都会为学生的保暖发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孩子们遇到毛利辉老师，只是一种偶然的幸运。
校长说，他没有想到，网络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其实他这个话并不准确，不信他改天再上网发个帖子试试。每天到网络上求助的人很多，正如每天到报社和电视台求助的人很多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幸运。我相信，如果有人再贴一组关于鞋子的照片，也许那些鞋子更破烂，却未必能够引起同样的轰动。除非你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讲述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否则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的同样热情的相助。因此，看到这些一夜之间变得暖洋洋的山村孩子的照片，我心里始终想着那些穷得连故事都没有的孩子，他们那些甚至连鞋子都没有穿的脚……
我想说的仍然是，媒体固然是社会慈善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主要依靠媒体煽情来实现对一个个个体的救助，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他已经默默地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一个人在贫穷之初，往往既没有故事可讲，也不愿意通过哭穷来获得帮助。因为一旦采用这种办法，就必须付出自己的隐私和尊严，接受媒体的全面调查，承受别人怜悯的目光，有时也会遭遇人们的怀疑和羞辱。有的人为了得到救助，的确也会作秀和撒谎，更不用说那些彻底的骗子了。
一个社会必须有常规的有效救济机制，即政府扶贫机构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广泛而深入的运行，穷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在那个社会里 ，随时都有畅通的救济渠道，穷人们并不总是必须哭哭啼啼，只需要登记和证明，就可以摆脱困境。
如果一个山村教师的帖子就可以让孩子们穿上好鞋子，那么那些把持数以万亿记计的税收款的当权者们到底在这方面干了些什么呢？我总是希望，媒体每讲述一个辛酸故事，其结果并不是无数捐款寄往贫困者，而是无数砖头砸向失职的政府救济机构，无数唾沫吐向失信的民间慈善组织……

参见前不久写的另一篇文章——

常规救济才是穷人的希望

长平

母亲瘫痪在床，儿子又查出白血病，家中一贫如洗。羸弱的母亲停药为儿子治病，年少的儿子却悄悄离家出走，打工为母亲筹钱。这个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千万好心人，捐助源源不断。其中引人注目的的是郑州上万名大学生在一份《典身契约》上签字画押，承诺如果有单位为白血病少年出钱治病，他们愿意为签约单位免费工作一年。
大学生们的爱心令人感动，但是这个举动的效果却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们纯粹在作秀，因为上万名大学生同时典身筹钱，根本不可能实现。就算有单位大发慈悲，他们如何对一批并不了解、也没有签订用人合同的大学生预付一年的薪水？如果他们先以捐款的名义出了钱，又怎么可以在将来不给员工发薪？与《劳动法》冲突的合同应视作无效。还有，未来那一年中，这些劳动而不领薪的大学生如何生活？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清楚，大学生们就郑重其事地在一纸并不符合现代社会观念的合同上签字，可见他们对契约精神的漠视。
也许不应该对大学生的爱心求全责备，首先他们的动机应该是高尚纯洁的。但是这纸合同的确经不起推敲，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不如说是一场路演，目的是为了引起大家对白血病少年的关注。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为了救助一个穷困的家庭，他们竟然“出此下策”？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即使这个不幸而幸运的白血病少年的家庭得到救助了，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这种救助路径是不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
在任何社会，个体捐助都是应该提倡而且必须存在的，但是当它成为穷人的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求助路径时，就会有无数的怪事发生。最开始的街头乞讨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反复多次，而且有骗子也加入进来，人们也就麻木甚至警惕了。为了让它重新有效，乞讨的人们必须想出新的花样来，要么情状更凄惨，要么花样更新鲜。在大学校园，在网络世界，求援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抢人眼球，事主只好怪招频出，从卖身救母到弃母救母，再到大学生集体典身，都是这个荒唐怪圈的产物。
这种方法要效率最大化，最好是让媒体广泛报道。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穷人都可以得到记者的垂青，因为重复发生的事情就不再是新闻。为了能够成为新闻，你的题材要越新奇越好，你的故事要越感人越好。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穷人的故事都那么新鲜，大多数悲剧都在重复地发生。在策划新点子方面，真正的穷人其实比不过狡猾的骗子。
所以，这种社会救体系径对于大多数普通平凡的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一个人遇到困难的开始，这种救济体系对他是不会理睬的。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然后再凭运气等待记者的光顾。比如这个白血病少年的家庭，困境已经持续多年，但是没有社会捐助或者只有微乎其微的社会捐助，要等到母亲的病情更加恶化，儿子又查出白血病来，这还不行，还要等脸色苍白的儿子辍学打工，故事才足够动人了，这个救助体系才有可能对他发生作用。
今年七月在山东济南发生过一个弃母救母的故事。一个人无钱为母亲治病，干脆写封信把她扔在路边，得到媒体关注，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母亲起死回生。随后的几天，在济南发生了若干类似事件，有人自杀救母，有人跳桥救母，但是媒体却不愿意重复报道了，他们的表演甚至遭到路人的嘲笑。有谁能保证，这些表演者不是真正的穷人呢？有谁能保证，他们的处境不必前面的更凄惨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多数穷人都靠不住的救济体系，一个要么把人逼向惨境、或者把人逼成骗�
��的救济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面对普通平凡的穷人发生效用的救济体系，一个人在困难的初始就应该得到援助。按说这种机构我们国家也有，比如政府民政部门和民间慈善组织。但是在每一次悲惨故事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出这些机构对穷人的有效救济。我们在捐款的同时，更应该拷问这些救济体系为什么失效。
我想介绍一下美国穷人的救济体系，正好看见《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的一个报道，干脆直接摘抄在这里——
“多数美国人购买了医疗保险，但也有一些买不起医疗保险的穷人。美国穷人可申请由政府提供的‘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救济计划’两种免费医疗保险，前者由联邦政府出资，后者主要由州政府出资。
“美国政府早在1965年就开始向本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免费提供这两种医疗保险。根据规定，只有三种人有资格申请‘医疗照顾计划’，他们包括65岁以上的老年人、终身残障者及其家属和晚期肾病患者。‘医疗救济计划’主要针对五类人：孕妇、儿童、18岁以下的青少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申请者的年收入必须低于联邦政府公布的贫困线标准。一旦得到政府提供的这两种保险中的任何一种，申请者的绝大部分医疗费用将全部由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掏腰包。据统计，目前享受上述两种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约有1亿。
“如果未能得到上述两种免费保险，美国穷人还可以申请其他地方性的免费保险计划。美国每个州都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费保险计划。以记者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例，所实行的‘哥伦比亚特区医疗联盟’是一个著名的免费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华盛顿市政府、华盛顿市各大医院和一些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联合出资成立。此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临时申请，个案处理。当然，不管你申请哪一种免费医疗，都要具备一定条件，即属于贫困者。” （见2005年12月31人民网，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唐勇报道。）
在美国自然也有很多穷人，个体捐助也并不比我们国家少，但是一般穷人却不必熬到如此凄惨的地步才能等到救援，求救者到有关部门去申请就行了，也用不着想这么多花样来表演，大学生们也不用签什么“典身筹钱”的荒唐契约了。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富裕。但是，我们的穷人也不需要美国穷人那么多钱啊。钱多钱少是一个问题，有（且有效）没有这个救济体系又是一个问题。
面对白血病少年的故事时，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们立即就想到孝道，说你看多么感人啊，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如果孝道是指对父母要好，那么我想全天下的人都不会反对，别的民族做得未必比我们差。但是提倡孝道的人们似乎是要把它当作主要的治理之道，这样才叫特色。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些可靠的常规救济体系，那么家庭出现困难时，仍然只有儿孙个体的微薄的力量，势必使境况更趋凄惨。这些凄惨的故事，却又成为孝道的教育资源，实在是不怎么人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