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的提问和邓小平的回答

奥里亚娜•法拉奇是一位意大利记者，9月14日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全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中国媒体尤其进行了充分的怀念。
对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外国记者，为什么可以如此连篇累牍地怀念，而且如此深情厚意地怀念？这是因为，首先，法拉奇采访过邓小平，访谈内容被摘编进《邓小平文选》，得到了官方最高级别的认可；其次，她是一位成功的记者，先后采访了数十位国际风云人物，而且提问尖锐而生动，是中国记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
央视访谈记者王志毫不掩饰他的敬仰：“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见《南方周末》报道）
另一位电视制作人王利芬则完全成了追星族，在博客中说，她在美国期间曾专门申请去听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录音（未果），也曾专门为她访问过佛罗伦萨，“当我从车上下来第一眼看到这个城市时我最后在灯光中离开这个城市时，我还记得我心里曾反复说，这就是那位最棒的女记者的出生地，我想像着她在这个城市出入的情境，心中倍感亲切”，“她写的风云采访录我曾反复分析过，这是在我做记者期间。现在看着书上密密麻麻的划的道道，尤其是在她去逝的今天，真是太有感触了。”
不要说法拉奇坚强的理性和极富感染力的文字，单是她采访的一系列政治人物，基辛格、阿拉法特、勃兰特、邓小平等等，尤其是她采访中的平等乃至挑衅的态度，就足以让中国记者艳羡几辈子了。上述二位都是大媒体中的名记，他们采访过的最高级别官员应该是部长吧，而且到了这一级别就如履薄冰，唯恐得罪了——即使表面上玩点质疑和追问的把戏，但骨子里谁都知道你不敢怎样。
于是终于有同行朋友提出：“我们怀念法拉奇，我们更怀念邓小平，优秀的采访者也要靠优秀的采访对象成就。”他说，想问法拉奇式问题的记者大有人在，但愿意像邓小平一样以开放心态回答这样问题的采访对象并不多见。
一针见血地，这个说法似乎揭开了中国媒体借机大肆怀念法拉奇的谜底：面对这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们还是有攀爬的愿望——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么好的采访可以由中国记者来完成？在中国庞大的记者队伍中，有多少人有希望成为法拉奇，或者成为她的几分之一？而不是像王志那样“不可能成为法拉奇”而只能仰望？
通过这些天的报道，中国普通读者也都知道了，法拉奇是一个传奇，她缔造了新闻史上的神话。这个神话源自以下因素：她深厚的学养、良好的文学功底、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决心、勇敢无畏的精神、藐视权贵的性格、细致缜密的作风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在这些个人禀赋之外，那个朋友给出了另外一个视角：是怎样的社会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个天才？
首先是她身处的社会对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欣赏和推崇。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法拉奇是一个自由记者和作家，临时受雇于欧洲和美国的多家大媒体，丝毫没有受到户籍、国籍和单位体制的牵绊。她自由出入于越南战场、印巴战场和中东战场，并不需要意大利某个机构的批准。她随心所欲地描绘和评判国际政治风云人物，对少数人极尽赞美之能事，对大多数人挖苦嘲笑乃至丑化，并不需要和意大利政府的外交口径保持一致。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声称掌权者并不出类拔萃，也不比谁聪明和理智，只不过有胆量有野心而已，但掌权者即使受到她的伤害，也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她。事实上，她在权势者面前越是桀骜不驯、锋芒毕露，越是得到人们的敬重，也越是能争取到更多的采访机会。
甚至，法拉奇爱不爱国，都是一个问题。她多次宣称不喜欢意大利，不喜欢欧洲，而推崇更注重自由精神的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干脆搬到曼哈顿去隐居起来，以躲开“一个比我更病态的意大利”。9.11事件之后复出的作品里，她更痛斥欧洲大陆“像一个娼妓那样向敌人出卖了自己”。当然，这一切又都可以解释为“爱之切恨之深”，毕竟她在去世前十天回到了家乡佛罗伦萨，做了一个“叶落归根”的行动。事实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并不纠缠于这些，她的著作十分畅销。在得知法她去世后，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再说到作为法拉奇采访对象的邓小平。那是1980年，中国走出了动乱阴影，政局甫定，百废待兴，但很多历史疑问还有待回答。邓小平的身份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却是国家的实际掌权人，自信而从容、有话要说而且深思熟虑。面对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干脆直率，表达清晰，用语浅显，既不炫耀外语，也不背诵诗词。即使争吵起来，他也并不痛斥记者不会提问，反而称赞她“有些深度”，主动要求再谈一次，给了法拉奇一个惊喜。
邓小平在那次访谈中的表现，无论对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还是国际形象的树立，无疑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坦诚开放地面对媒体，营造自由交流的谈话氛围，而不是一味地害怕甚至打压媒体，这是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专门开设课程，教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老师“教导他的官员学生们要记得一点，那就是历史证明，媒体的监督是确保权力滥用的最佳方法。对媒体隐瞒真相，也就是对人们隐瞒真相，最终受损的，还是政府形象，以及有关的官员”，“很多时候，还需要学会如何向媒体推销自己想要民众知道的消息” 。（见正在哈佛访学的记者闾丘露薇的博客）
闾丘露薇在博客中还提到，最近新华社重申对于外国通讯社的规定，就在美国炒得非常热闹，“看了一下，标题就相当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