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出身名门，却喜欢学驴叫。他死以后，生前好友前往吊唁，贵为丞相之子的曹丕提议说：王粲爱学驴叫，我们大家就学驴叫来悼念他吧!于是葬礼上驴声一片。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受道家影响很深，站在儒家的立场看，他们离经叛道，完全是在恶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前天孔子诞辰2557周年纪念这样一个对儒家来说非常严肃的场合，也有人发出了两声怪叫。
发出怪叫的人，倒是跟曹丕一样有着令人尊敬的地位，一位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一位是人大哲学院副院长。这两声怪叫分别是：建议将9月28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建议每个人把《论语》读100遍，方法是“只读原文不管懂不懂”。
在现代大儒们的各种主张中，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对经典不用理解只管背诵。我一直认为，古代的孩子这样做，是因为私塾先生的无能。而照现在这些先生们的主张，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先前还只用于教唆小孩，理由是他们年幼，强于记忆而弱于理解。如今干脆把这个辩解中最有力的理由也抛弃了，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也就是说，明明有可以帮助理解的注释和讲解，也有理解的能力，但偏偏就要不懂；读他一百遍，看看自己会不会豁然开朗。这分明是对人类知识积累的嘲弄，完全是巫婆神汉的做法。我相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肯定是教育家孔子，否则他还杏坛设教干什么？他竟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岂不是很反动？因为思不就是试图理解吗？
联系到改圣诞节的提议，我猜想是造神思维在作怪。很显然，那些或明或暗地希望把儒教上升到宗教并成为国教的现代大儒们，拿孔子比耶稣，拿《论语》比《圣经》。在新教徒中，的确有强调诵读《圣经》原文、轻视或者不管其他阐释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世纪时教会对《圣经》的过度阐释，并由此剥夺了普通教徒阅读《圣经》的权利。于是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加尔文等，都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通过阅读《圣经》原文而接近上帝。这种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教会压迫，而不是针对经文讲解，不过是换了一种讲法而已。单就《圣经》原文本身，不要说普通教徒几乎无人能读希伯莱文，就是英文译本也从詹姆王版到了最新国际版，新版的现代口语化程度，远非大儒们可以想象。
《论语》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借用新教徒对《圣经》的态度，以为强调只读原文就可以称王称圣的话，那就是一知半解的东施效颦。
如果说上述逻辑大儒们并没有明说，很可能是我的猜想的话，那么他们明确倡议的弃12月25日而9月28日为“圣诞节”，就如同以前他们建议把七夕叫“中国情人节”一样，更是毫不害臊、明目张胆的东施效颦了。
就因为西施美丽得出了名，东施就要模仿她的套路；就因为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搞得很成功，大儒们就想加上“中国”二字贩卖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都会变成笑话。这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学者深刻的文化自卑感，另一方面凸现了他们又功利又懒惰。
带着深刻的文化自卑感，拙劣地模仿别人的学者，却号称要振兴民族文化，这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这些人动辄要创设宗教，但他们是否研究过世界上各大宗教的起源，有哪一个不是立足于底层百姓迫切的现实需求，以极大的仁爱、极大的牺牲、极大的坚韧来完成伟业的？眼下中国百姓是否有这些需求？这些儒学大师们是否深入地了解过、深切地体察过、深情地关怀过他们？对各大宗教的草根基础视而不见，而只看到其政教合一时候的风光，这是何等的可恶!
没错，这些一心要把孔子捧成耶稣、自己也好弄个教皇当当的现代大儒们，要么大言不惭地，要么明火执仗地，实践着所谓“走上层路线”的战略。罔顾百姓，勾结官僚，动用行政资源和国家财政，谋求文化权力，就是他们的野心。
地方官员主动配合，却又出于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儒学大师们也不会不明白，地方政府在意的是旅游经济和招商引资。秦晖教授上周来南方都市报开讲座，就讲儒学从来都是工具，一会儿被用来反法家，一会儿被用来反西学。地方官员显然更加功利化地利用，直接用来挣钱，未必真的在乎是孔子还是耶稣。
在我看来，儒学大师们不仅心知肚明，而且变本加厉——国家要发展经济，他们就说子贡是儒商第一人；领导要以德治国，他们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家都在学习和谐社会，他们就把“孔子文化月”的主题定为“明德贵和，读经新民”——这些拍马溜须的大师们，还是让人家的“圣诞节”好好地呆着吧。

奥里亚娜•法拉奇是一位意大利记者，9月14日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全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中国媒体尤其进行了充分的怀念。
对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外国记者，为什么可以如此连篇累牍地怀念，而且如此深情厚意地怀念？这是因为，首先，法拉奇采访过邓小平，访谈内容被摘编进《邓小平文选》，得到了官方最高级别的认可；其次，她是一位成功的记者，先后采访了数十位国际风云人物，而且提问尖锐而生动，是中国记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
央视访谈记者王志毫不掩饰他的敬仰：“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见《南方周末》报道）
另一位电视制作人王利芬则完全成了追星族，在博客中说，她在美国期间曾专门申请去听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录音（未果），也曾专门为她访问过佛罗伦萨，“当我从车上下来第一眼看到这个城市时我最后在灯光中离开这个城市时，我还记得我心里曾反复说，这就是那位最棒的女记者的出生地，我想像着她在这个城市出入的情境，心中倍感亲切”，“她写的风云采访录我曾反复分析过，这是在我做记者期间。现在看着书上密密麻麻的划的道道，尤其是在她去逝的今天，真是太有感触了。”
不要说法拉奇坚强的理性和极富感染力的文字，单是她采访的一系列政治人物，基辛格、阿拉法特、勃兰特、邓小平等等，尤其是她采访中的平等乃至挑衅的态度，就足以让中国记者艳羡几辈子了。上述二位都是大媒体中的名记，他们采访过的最高级别官员应该是部长吧，而且到了这一级别就如履薄冰，唯恐得罪了——即使表面上玩点质疑和追问的把戏，但骨子里谁都知道你不敢怎样。
于是终于有同行朋友提出：“我们怀念法拉奇，我们更怀念邓小平，优秀的采访者也要靠优秀的采访对象成就。”他说，想问法拉奇式问题的记者大有人在，但愿意像邓小平一样以开放心态回答这样问题的采访对象并不多见。
一针见血地，这个说法似乎揭开了中国媒体借机大肆怀念法拉奇的谜底：面对这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们还是有攀爬的愿望——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么好的采访可以由中国记者来完成？在中国庞大的记者队伍中，有多少人有希望成为法拉奇，或者成为她的几分之一？而不是像王志那样“不可能成为法拉奇”而只能仰望？
通过这些天的报道，中国普通读者也都知道了，法拉奇是一个传奇，她缔造了新闻史上的神话。这个神话源自以下因素：她深厚的学养、良好的文学功底、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决心、勇敢无畏的精神、藐视权贵的性格、细致缜密的作风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在这些个人禀赋之外，那个朋友给出了另外一个视角：是怎样的社会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个天才？
首先是她身处的社会对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欣赏和推崇。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法拉奇是一个自由记者和作家，临时受雇于欧洲和美国的多家大媒体，丝毫没有受到户籍、国籍和单位体制的牵绊。她自由出入于越南战场、印巴战场和中东战场，并不需要意大利某个机构的批准。她随心所欲地描绘和评判国际政治风云人物，对少数人极尽赞美之能事，对大多数人挖苦嘲笑乃至丑化，并不需要和意大利政府的外交口径保持一致。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声称掌权者并不出类拔萃，也不比谁聪明和理智，只不过有胆量有野心而已，但掌权者即使受到她的伤害，也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她。事实上，她在权势者面前越是桀骜不驯、锋芒毕露，越是得到人们的敬重，也越是能争取到更多的采访机会。
甚至，法拉奇爱不爱国，都是一个问题。她多次宣称不喜欢意大利，不喜欢欧洲，而推崇更注重自由精神的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干脆搬到曼哈顿去隐居起来，以躲开“一个比我更病态的意大利”。9.11事件之后复出的作品里，她更痛斥欧洲大陆“像一个娼妓那样向敌人出卖了自己”。当然，这一切又都可以解释为“爱之切恨之深”，毕竟她在去世前十天回到了家乡佛罗伦萨，做了一个“叶落归根”的行动。事实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并不纠缠于这些，她的著作十分畅销。在得知法她去世后，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再说到作为法拉奇采访对象的邓小平。那是1980年，中国走出了动乱阴影，政局甫定，百废待兴，但很多历史疑问还有待回答。邓小平的身份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却是国家的实际掌权人，自信而从容、有话要说而且深思熟虑。面对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干脆直率，表达清晰，用语浅显，既不炫耀外语，也不背诵诗词。即使争吵起来，他也并不痛斥记者不会提问，反而称赞她“有些深度”，主动要求再谈一次，给了法拉奇一个惊喜。
邓小平在那次访谈中的表现，无论对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还是国际形象的树立，无疑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坦诚开放地面对媒体，营造自由交流的谈话氛围，而不是一味地害怕甚至打压媒体，这是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专门开设课程，教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老师“教导他的官员学生们要记得一点，那就是历史证明，媒体的监督是确保权力滥用的最佳方法。对媒体隐瞒真相，也就是对人们隐瞒真相，最终受损的，还是政府形象，以及有关的官员”，“很多时候，还需要学会如何向媒体推销自己想要民众知道的消息” 。（见正在哈佛访学的记者闾丘露薇的博客）
闾丘露薇在博客中还提到，最近新华社重申对于外国通讯社的规定，就在美国炒得非常热闹，“看了一下，标题就相当的负面”。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跑道，汉娜•阿伦特说，有些跑得快的人，远远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她是在解释本雅明这类杰出的人为什么总是死后成名。今天我想起这句话，却是因为看到好多明星都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被八卦记者捅出来的情感经历。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先听我讲一段旧闻。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有一位甜歌手，遇到了厦门一个大人物的侄子，还获赠一辆红色跑车。这事儿现在都家喻户晓了，可当时还是一个秘密。我所工作的报社，有一个娱记得到机会采访了甜歌手（没有录音），证实了这件事，写出了报道。那时的娱乐报道并不八卦，都把艺人写得德艺双馨，爱事业也爱家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甜歌手后悔了（从事后看真是先知先觉），态度坚决地否认这段甜蜜爱情，而且否定接受过记者采访。
甜歌手一边通过在法院工作的姐姐找宣传部门，一边跟报社进行法律上的交涉。由于她这么费事儿，而且态度足够坚决，报社怀疑记者编造假新闻，刊登了致歉声明，并令记者亲口向甜歌星道歉。最后，这个记者灰溜溜地离开了报社。
好在这条跑道不算太长，四年后厦门那个人物案发，红色跑车成了新闻，事实跟在谎言后面，终于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公众的视野。
明星当然有保护隐私的权利，但是坚决否认事实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值得商量。甜歌手事件的一个后果是，现在我看到那些态度坚决的声明，都会产生怀疑，明知道有些声明可能是真的。
以我的理解，一纸正式的声明就相当于指天发誓。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誓言并不重要，谎言也并不可耻。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的目的（比如保护隐私），以坚决的态度撒个谎是可以理解的。上了床的人可以说不认识，当面采访了可以说根本没这回事儿。
为什么要说是我们的文化呢？香港明星阿娇被偷拍而痛哭流涕，引发群星上街抗议。我们这里就有人说，干嘛这么傻，干脆不承认就是了，声称图片是造假，态度坚决点，人家就会相信。
还可以比较的是，当时号称最了不得的大片《十面埋伏》宣传时，三大主演中，金城武说对剧情没感觉，不明白里面的爱情，刘德华也说导演让怎么拍就怎么拍，惟有大陆演员章子怡配合得好，还接受采访大谈跳舞的感受，圆了自己的舞蹈梦云云。章子怡的惊艳舞蹈就是那部电影的卖点。如今我们都知道了，这又是一个比事实跑得快的谎言，那段舞蹈大多由替身完成。